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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六普”显示，人口低速增长的地区包括黑龙江(3.9%)、辽宁(3.2%)、吉林(0.7%)和内蒙(4.0%)、陕西(3.5%)、广西(2.5%)、湖南(2.0%)和河南(1.6%)。这些省区和已经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份一样，集中在内陆中部地区。
过去十年，人口增长在5%到10%之间的有，河北(6.5%)、福建(6.3%)、江苏(5.8%)、山东(5.5%)、青海(8.6%)、山西(8.3%)、江西(7.7%)和云南(7.2%)。这些地区和人口高速增长的省区相邻，分布在东西两边。
如果按常用的划分标准，把大陆地区分为东部沿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那么中国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人口的增加量看，东部人口十年间增加了5722万，占全国总数的81.2%。从人口增幅看，东部人口十年内增加了12.7%，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只分别增加了2.8%、1.5%和1.4%。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人口增幅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这表明，中国人口变化已呈现很强的地区特征。从绝对增长量看，人口增长集中在东北沿海地区。从相对增长幅度看，人口增长呈现东部和西部高、中部低的特点。而中部省份已出现了大面积的常住人口负增长。可以预期，随着人口外流、低生育率持续，中西部地区人口将继续向东部扩散，中部人口“空心化”会日益加剧。
中国人口负增长在202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人口增长大概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949-1973年（或粗略地说，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的高速增长阶段。这个时期除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外，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高于2%；
●1973-1997年（或粗略地说，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的中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各年的增长率介于1%-2%之间，呈逐步降低的趋势；
●1997年以后（或者粗略地说，1990年代中以后）的低速增长阶段。各年的增长率低于1%，并缓慢地进一步降低。近年中国大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降低到0.5%以下；
●2025年前后达到约14亿左右的峰值后开始进入负增长。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人口规模巨大和增长速度较快的压力，同时受到了苏联计划思维的影响，中国1963年以来人口方面的政策基调是控制人口增长。当然，现在中国的政策是叫放单独，农村是一胎半，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城市里夫妻双方有一代是独生子可以生第二胎，但总体思维还是控制生育，不让多生。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人口变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有结果，存在一个“人口惯性”：比如我国的总人口生育率从1991年就开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是人口负增长却发生在2025年左右。什么叫更替水平以下？就是下一代的数量比上一代的少，平均每对夫妻生2.1个小孩，正好是更替水平。为什么是2.1呢？因为有的小孩活不到育龄就夭折了，作为一对育龄夫妇，正好生两个小孩最终就是更替水平。所以我们从1991年开始，我们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少了，但是由于上一代人没有去世，还活着，所以我们的人口是在增加。但是30年以后，小孩的父母逐步逐步要去世了，就开始负增长了，这个叫人口惯性。
由于“人口惯性”的存在，一旦人口变了而人口政策不变，最后等到人口明显的问题出来了，再来变政策就来不及了。所以人口政策需要提前考虑。
北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郭志刚，他认为我们国家有低生育率的风险。我们人口增速是在不断下降，但是生育率比人口的变化要快一点：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实际平均每个妇女生6个孩子；
●到了1970年代，这十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什么概念？下降了一半多。我们原来以为生育率下降是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实际上是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以前。那个时候人口政策的基调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生要生得晚，结婚晚，初婚初育要晚。就是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要拉开间隔，最少是4年，少的话有两个就可以了，最好不要生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