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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国企走上了大扩张道路。当时的领导层因为对金融危机的过分担心，只考虑到国家如何避免金融危机，而没有对国企的这种大扩张的结果有足够的考虑。
国企领导层的唯一目标就是把国企做大。这就很快改变了90年代中期以来的局面。原来，国企被要求在具有国家战略的领域内发展和壮大，但2008年之后，国企到处扩张，哪里能盈利，就走向哪里。
一句话，2008年之后，国企不仅侵入了原来民营企业的空间，而且很快就在原来的民营企业空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也很快就改变了原来国企和民营相对平衡的局面。
但国企终究难逃腐败低效的公地悲剧命运。
有一组数字可堪玩味：世界500强公司在最新或2022（历届）年间，共有50家公司出现亏损，其中中国大陆16家公司跻身其中，亏损总额高达人民币377亿元。这16家公司全为国企。
中国企业家协会资料显示，中国500强企业中，有43家出现严重亏损现象（有19家亏损超过19亿元）。其中42家是国企，只有一家是民企。
制度红利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政府公司化，各地方通过降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招商引资，以此支撑起了巨大的投资浪潮。
同时政府直接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常常因为过度投资和腐败推高成本而使GDP增量的“奇迹”单更加鲜艳。
但是，接踵而至的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与破坏和类似高铁3.4万亿元滚雪球似的巨额债务将长期困扰中国。
截至最新或2022（历届）年6月底，铁总背负各类债务3.43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超64%。全国铁路投资额仅达年度计划三成左右，开工情况并不乐观。
城市化红利消失
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反城市化政策，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知青下乡、大小三线建设等，这一切使得1978年改革开放逐步释放民众自由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中国城市化迎来井喷和补课效应。由此带动的住房、家电和家具等耐用消费品支出，是支撑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二大因素。
但同样因为过去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导，导致中国大地上城市面积扩张远大于人口扩张的局面难以遏制，城市化红利因此有变成城市化陷阱的风险，包括大量高铁沿线建设的“高铁新城”，相当多都有沦为鬼城、空城的危险。最新或2022（历届）年全国楼市普遍陷入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滞销局面，银行惜贷是一个方面原因，相当多中小城市的过量供应则是更为本质的原因。
城市化创新红利衰退。城市化带来的创新能力为什么要从城市化红利中单独提出来？因为它对一个国家的未来起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作用。本来，一个国家在正常的城市化时代，随着年轻人口大量进城，伴随着的往往都是人口聚集带来的创造力爆发，创新能力往往像核聚变一样不可遏止。这是产业由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关键。
但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化65年来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到今天还是不正常的，因为政府做出的往往都是逆城市化的干预行动。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下降，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排斥导致年轻一代不敢多生育、同时过多时间和精力被迫用于担心和解决下一代的上学问题、导致他们无心无力安心创新，缺乏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对新一代创新能力的扼杀，精英外流，四位一体，共同窒息着中国城市化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