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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少交钱，个别矿主少报资源储量，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贿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现象。有些煤炭企业不仅少报资源储量，运营过程中，还拖欠、不交水资源补偿费和采矿权价款等费用。
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通过贿赂，煤矿主们得到或维持着继续采矿的权力。但贿赂出去的钱，一定会通过煤炭开采加倍赚回来。在贪腐行为的背后，是对监管的松懈，正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山西不断爆发矿难事故，带血的煤一度令山西的形象一落千丈。
2005年，出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有感于山西煤焦领域的问题重重，亮起了煤焦反腐的大旗。当时，于幼军在发言中称：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对国家利益的掠夺、对人民群众的犯罪，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
在于幼军的主导下，2005年9月，山西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开始。这次专项行动，指向就是严查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在煤矿企业里坐地分红，通过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等腐败行为。
专项行动严查之下，一批违法违规的煤矿得到整治，一些涉嫌私挖滥采的煤矿陆续被关闭，诸多触目惊心的案件相继被暴露出来。
2008年，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旗帜鲜明地将反腐方向指向煤焦领域，充分显示了在这一领域腐败问题的严峻。
一位长期关注当地能源问题的研究人士表示，山西在煤焦领域内的反腐，可以写一本小说。据其介绍，当时成立反腐败小组，中心思想其实是端掉一批煤矿，将清缴拖欠政府的资源价款列为首要任务。两年下来清缴金额达304.14亿元，2353名官员被查处，其中7名为厅局级官员。在这7人中，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两人案发于同一个案件，被领导小组定位为典型大要案件。
不过，虽然清缴资源价款为山西带来了滚滚的财政收入，但贪腐的土壤却没有实质性改变。在很多产煤区的县市，基层政府向煤炭企业征收的税费，往往名目繁多，随意性很大。在征收或不征收、征收多少的范围内，腐败寻租空间仍然很大。
临汾是山西的煤炭重产区，两位副市长曾在此翻船，一位是苗元礼，在任时敛财达700余万元；另一位是周杰，在担任副市长时，还兼任临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领导组组长，利用这项权力，周杰共收受贿赂及非法占有财物价值达270余万元。作为临汾市市长助理的张德英，也接受了私营业主12万元左右的礼金。
而此时，在山西一些重点产煤县市区，腐败开始从主管官员向下扩散，即使是一个科级官员，只要是和煤炭有关的部门，比如煤炭局、安监局、国土局等部门，便拥有对资源强大的调控权力，一旦寻租，其产生的利益甚至远高于一些省厅级官员。也有少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隐秘地“入干股”、充当“保护伞”，甚至直接经营煤矿，形成“官煤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