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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郭志媛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在刑法中，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中“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分析称，诽谤罪的处理是以自诉为原则，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走公诉程序为特例。“也就是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一般来说，都是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提出上诉”。
“特殊情况”指的又是什么？郭志媛教授表示，若诽谤行为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是可以将诽谤行为立为公诉案件的。
但如何判定什么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呢？
前述最高检和最高法发布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
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公众质疑声的“集中地”。如网民“天佑吾土”表示：“诽谤官员，既没有引发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引发民族冲突，至于损害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这个帽子未免有些太大。剩下的，只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可以套用，但无根据地骂几句官员，真的可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吗？请公开办案依据。”
“在实际操作中，某涉嫌诽谤的行为是否达到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程度，由公安机关来判定。”郭志媛告诉记者，“同时，司法机关虽然并没有义务公开办案依据，但是现在要求办案透明，公安机关也应该考虑到民意诉求，尽可能地实行办案公开。”
张青松律师的观点更加鲜明，他认为，此案件并没有达到需要走公诉程序的标准。“而公安立案从程序上来讲就不太妥当”。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法学会会员李肖霖律师，更担心此事对网络反腐的负面示范效应：“事实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我国公民都有权利对贪污腐败进行举报，而且并不要求他们举报的内容百分之百真实，因为公民本身并没有行政司法的调查权。”在他看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一条例的尺度是非常模糊的，容易被当作打击报复的工具，以致举报者人人自危。
李肖霖同时表示，本案交由当地司法机关办理显然不妥。一般而言，分管当地公安系统的也是副市长。“从这点来看，出于刑事回避的原则，应交由上级或异地司法机关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