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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日立在最新或2022（历届）年4—12月，效益增加了9%（3221亿日元），东芝则增加了6%（1648亿日元），三菱电机甚至增加了41%（最新或2022（历届）年亿日元）。“主要是这些企业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业务做得非常的好。”《东洋经济周刊》记者富田颂子分析说。如果亚洲各国同时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推进项目的话，铁路、公路、港口、机场、智慧城市、智能电网等等，日企在国外能够拿到的业务量也会更多。而日本企业的转型成功，与国外大量推进新的社会基础设施项目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感觉我们在和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只要是中国倡议的，日本必定要反对。”一位管理经济事务的日本官员对笔者说。日本的国家政策，在做出判断的时候，当然会考虑国家利益，考虑企业今后的利益等问题，但自从最新或2022（历届）年开始推进“价值观外交”后，这位日本官员更加清楚地感受到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对峙的坚定态度。
这让人感到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些僵化。美国也没有加入亚投行，但美国没有忘记和中国沟通，为今后加入亚投行，或者为今后与亚投行合作，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日本是否在与中国沟通？在什么问题上与中国进行了沟通？在东京想拿到相关的信息比登天还难，也许日本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已经让中日在外交层面彻底丧失了沟通的渠道。
外交中的“金融时报风险”
4月初，在东京开始有媒体谈论所谓“金融时报风险”问题。
在3月30日，也就是日本决意拒绝加入亚投行之时，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回答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商界觉醒得有点迟，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就加入亚投行采取宣传攻势，宣传效果目前看来是非常好的。”木寺昌人公开表示，日本可能在6月申请加入亚投行。
就在木寺昌人接受采访后的一天，3月31日，麻生太郎再次对媒体表态，“是否参加，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可见日本政府并没有松口。
此时日本舆论关注的是，最新或2022（历届）年4月，时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也曾接受《金融时报》采访，他表示，钓鱼岛之争“将会给日中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这使丹羽宇一郎成为日本舆论攻击的对象。同年10月，日本政府解除了丹羽宇一郎的大使职务。
在3月底这个关键时候，日本派驻中国的大使，公开展望日本将可能于6月申请加入亚投行，这与国家政策明显相悖的言论，其给木寺昌人带来的风险堪比丹羽谈论钓鱼岛问题的言论。
3月底坚定反对亚投行的日本，如果继续坚持反对，国际社会大概也就只有日本一国这样了。但如果真如木寺昌人所言，日本会考虑在6月份时，扭转船头提出加入亚投行的申请，日本政府过去说的话又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