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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曾是一个严重的罪名
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这在文革或文革前都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说那时被检举“偷听敌台”就得坐牢，“叛国投敌”或“企图叛国投敌”，被捉将回来，不被枪毙，也得判个长期徒刑。
最早知道“叛逃”，还是在文革前，报上说中国驻荷兰代办叛逃到美国！看到这条消息使我非常震惊，这么重要的外交官怎么也会叛逃？以后读书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发现我喜欢读的那本反蒋小说《侍卫官札记》的作者也是一个“叛国投敌”分子。更有甚者，还听说文革中的中国驻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鲜，在鸭绿江边被抓了回来，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年后该大使获得平反）！
以上都还是一些个别现象。实际上，“外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建国后就出现了，1957年后人数迅速扩大，除了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外，在政治运动中蒙受打击走投无路的右派、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只是后者成功的极少。他们大多天真，缺少社会阅历，又不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更无钱和蛇头拉上关系，加之不会说广东话，要逃到香港，比登天还难。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1957年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他倒是头脑清醒，当大多数右派大学生对什么南斯拉夫、英国想入非非时，他既不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政治避难，也不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保护，而是涂改了学生证，然后买了一张南下深圳的火车票，准备逃往香港，谁知刚下火车就被当场捉去，从此在青海格尔木劳改了二十多年。
叛逃大使朱其文简历：
朱其文(1909～1987) 曾用名米子饰、朱子瑟。江苏省如皋县范湖洲人。
中学时代，参加革命学生运动。1929年春在北平中国大学学习期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北平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宣传委员。
1931年11月，参加北平市反日联合会，任义勇军部长，1932年1月至1932年10月任北平义勇军训练班主任教官。
1933年受党组织派遣至冯玉祥部，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抗日战线报社社长。同年夏，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一路游击队副总司令员。
1936年，在天津市电话局开展工运和情报工作，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组织电话局工人救国会，发动数干名青年学生到解放区和敌后开展救亡运动，参加组织冀东暴动。先后担任冀东自卫会军事组副组长、平西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东办事处主任、平西专署专员、冀东行署副主任、冀热辽行署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东进委员会代书记、辽宁省副主席、党组书记、辽吉区行署主任、辽北省政府副主席、党组书记、哈尔滨特别市市长等职。
1948年，任沈阳市市长、党组书记，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驻保加利亚大使、越南大使。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致残，并被无辜关押10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晚年从事革命回忆录撰写工作，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6年夏，原越南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黄文欢书赠朱其文“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1987年8月于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