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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称，当年这件事把他一生都给毁了，16年期间，有家不能回，每年过年时面朝着安康方向，一个人孤独地喝着闷酒。41岁了，不敢用身份证，婚也不敢结，要不是这件事，孩子应该都10多岁了。
“听说杀了两个，都抖了。”不止一位村民对北青报记者表示，这事，塔子坝“百年一遇”。
陈馨父亲说：“如果在城里，过个马路，都要跟她说安全问题的。但在村里，除了年轻的不熟，上点年纪的人，相互之间关系可好了，谁会提防村里会有人即兴犯罪呢？！”
今日的乡村，已非昨日。这一命案，引起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再讨论。如果不是返乡过春节，这三个“非典型留守儿童”压根儿就不会相遇。
何印告诉北青报记者，1998年，何军生于上海，为此，何印当年支付了9000元超生罚款。后来，奶奶带着何军和年长六岁的姐姐，在老家生活。爷爷早已过世，夫妻俩得“出去找钱”。
2008年地震前一月，奶奶病逝，姐弟俩经历了与“最亲的人”永别。何印夫妇赶回家奔丧，之后带姐弟俩去了苏州。夫妻俩继续在工地上打工，何军入读打工子弟学校。“在那边念书，消费是这里的几倍。”
何军对警方说，因为父母工作，家人经常变换住地，自己也跟着多次转学。“那几年一共换了三个学校，新地方都不认识人，在学校不开心。”
因感觉“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一般”，何印两年前把儿子送去了河南的文武学校。何军自称武术是爱好，这才和家人分开。
这两年，何印自称一年挣的钱，都给了儿子。“一年他花我两万。”“父母，都是望子成龙的。”何印对儿子的期许是，“有朝一日能当兵，保家卫国。起名，就和这个相关。”
受害者何佳，父母在绵阳城里打工，知道“留守对孩子教育不好”，便一直把孩子带在身边。即便“刚结婚那会儿，很穷。白天上班，晚上做生意，烧烤，摆摊。娃娃几个月大，睡着了就放身旁的车里”。
这两年，何佳父亲成了“包工头”，在绵阳城里买了房子。最新或2022（历届）年9月，小佳在城里开始念小学一年级。“我们想给她最好的教育。”
受害者陈馨，是“东莞生，东莞养”。直到为了让她入读公办小学，父亲陈泉和妻子才带女儿最新或2022（历届）年7月回塔子坝。
“东莞生，东莞养”，是“吸取教训”。比陈馨大十来岁的姐姐，刚满四个月，妈妈就外出打工，妈妈感觉大女儿和自己不够亲。而陈泉之所以转让好不容易在东莞才开起来的毛衣加工作坊，选择回乡，也是“吸取教训”——“大女儿6岁多带到广东，读民办学校，一直没有学籍，加之教学质量也不好，把大女儿耽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