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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吴晓灵在解释原因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
但吴晓灵也表示，中国的央行不可能在指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独立性。“中国的央行是内阁成员，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强的独立性，我认为调控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
吴晓灵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的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如果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担心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了呢？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会对央行控制国内信贷规模产生影响。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境外人民币增多的话，对于央行调控广义货币会产生影响，考验央行调控能力。”
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货膨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
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