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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通缉，古今中外都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教授说，古代每个城门附近都有通缉榜，而目前的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始于1983年轰动全国的“二王”案，当时公安部紧急发出13号通缉令，首次悬赏通缉。而此前一直是有通缉而无悬赏。1983年除夕，王宗玮、王宗方兄弟在解放军某医院杀人后逃离现场，但他们马上掉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群众“雪亮的眼睛”盯得凶手寝食难安———1983年9月18日他们被击毙时，消瘦污黑，狼狈不堪。
“公众给侦查机关提供线索，一直以来是靠觉悟，靠治安积极分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很是感慨，“80年代以后，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光靠觉悟效果不明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比较普遍。因此，新时期打击犯罪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坚持群众路线吗？有人认为群众路线过时了，破案应该靠专业技术人员。也有人认为，悬赏通缉就是拿钱买消息，不合适。还有人一提到群众路线就表示反感。当时争论还比较激烈。”
“关于悬赏通缉，现在也还有一些争议。”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说，“譬如关于悬赏金问题。4月19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邯郸案的举报奖金数额，武和平说‘不能妄作猜测’。显然，关于奖金问题，武和平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位专家说，按照当初的设计，公安部A级通缉令的奖金是“5万元起步”，最高20万元，由公安部直接支付给举报人；B级通缉令“起步价1万元”，最高5万元，由省级公安机关支付。但后来公安部自己突破了这个限定。譬如，去年4月30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悬赏30万元缉拿吴国昌（吴蓄意破坏铁路、妄图颠覆旅客列车）。而浙江黄岩特大纵火案（烧死17人）嫌疑人刘卫雄，并没有被公安部通缉，而是浙江警方悬赏30万元征集破案线索。目前，被称为“最值钱”的疑犯标价达到50万元，那是三个未知姓名者——1997年11月5日，他们用匕首将扬州市某美容院3名女服务员杀死，抢走了钱财。之所以悬赏这个天价，是因为“公安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侦破命案专项行动”，而此案已被江苏省公安厅列为十大挂牌命案之一，当然还因当地政府“比较有钱”。
“一些经济条件落后的基层公安机关在发布悬赏通缉时，由于受当地财政制约，赏金往往由当事人拿。”这位专家说，“悬赏通缉事实上存在‘嫌贫爱富’的倾向。”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是，悬赏通缉的结果，可能会产生一些以此为职业的人。譬如英国历史上产生的一些所谓私人侦探，专门抓获违法犯罪的人，然后去领赏。后来发展到设置陷阱，让别人去犯罪，然后抓去领赏。
“对一项制度的利弊分析，应当看主流，看是否利大于弊。”何家弘分析说，“悬赏通缉有一定的风险和付出，虽然有人就是冲奖金来的，但也不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这一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打击犯罪的一项重要手段。”
相关立法比较完善
“悬赏通缉是一种侦查措施和手段，因此其启动权、决定权都由侦查机关决定，当事人、被害人没有启动权，也没有申请权和建议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教授告诉记者：“《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专设一节‘通缉’，共9条，规定得比较详细和具体。”樊教授举例说，公安部规定了四级通缉体系，除了公安部可在全国发布通缉令外，各省、市、县均可对在逃涉案人员在辖区内发布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