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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这些女恐怖分子命运的男恐怖分子，常常用性虐待作为控制工具，然后借此羞辱和恐吓她们。因为在教条中，如果她们不是跟合法丈夫发生关系，便不再纯洁、肮脏不堪。另一方面，他们向她们描绘，成为人肉炸弹成功实施袭击后，便可进入天堂洗脱这些污秽，以此鼓动袭击。
这种让女性陷入绝望和纠结的控制、洗脑手段，只是其一。阿娜特另一结论是，巴勒斯坦地区贫困和其他让人绝望的因素，让恐怖组织嘴中的“天堂之旅”宣传也极具诱惑，招募了很多女性，对她们而言，这是脱离现实苦难之路。
阿娜特得到了对方吐露心扉的机会。同为女性研究者，俄罗斯车臣地区的人权活动家赫达·萨拉托瓦就没那么幸运。
在高加索山区（车臣人祖居地），爱和性是禁忌话题，就算最亲密的女性朋友之间聊起，也是非常耻辱的事。在当地穆斯林文化中，女性被认为应该死死克制自己的欲望，并把遇到的挫折当成机密。赫达曾访谈过不少车臣女性，想探寻她们为什么会成为极端分子，“她们只说家里遭遇的常规问题，绝对不谈两性关系——她们担忧被当众凌辱”。而在车臣地区，那些丈夫入狱、失踪或死亡的“寡妇”，在当地族群处于被排斥的“放逐”地位。
目前有记录的车臣“黑寡妇”第一次实施恐怖袭击，是2000年6月6日，芭拉伊娃开着一辆装满炸药的货车，冲入俄罗斯特种部队在车臣的一幢大楼完成自杀式袭击，造成俄军方3死5伤。从那时起至最新或2022（历届）年8月，46名女性在俄罗斯一共实施了26次自杀式袭击（部分袭击由多人完成），她们多来自车臣和俄达吉斯坦共和国。
“黑寡妇”的出现，跟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两次车臣战争密切相关（1994年12月11日-1996年8月31日；1999年8月7日-2000年2月28日）。“黑寡妇”这个名字，本身也形象描绘出她们的特征：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孩子等亲人。
绝大多数对车臣女性自杀式袭击者的研究表明，她们，几乎100%，有极其严重的精神创伤，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人格分裂现象，然后加入了极端组织。
在当地教条文化、战争后遗症双重压迫下，她们无处安放自己的悲痛。一旦极端组织给她们一些“尊重”与“念想”，就成了她们“最好的解脱”。心理学家安妮和卡哈巴塔2006年的联合研究表明，接受调查的车臣女性自杀式袭击者，没有一例是通过强迫、毒品等强力手段而受到控制的，
以上算是综览，会有例外。比如，去年10月21日在南部城市伏尔加格勒制造公交车自杀式袭击的，是30岁的女性奈达。她在莫斯科生活和读书多年，有不错的工作，收支在莫斯科生活不算贫困至少能相抵，但可能患有罕见的骨骼病。她有老公，名叫德米特里，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武装人员，擅长制造炸弹（去年11月被达吉斯坦警方击毙）。
俄官方说，德米特里与奈达网恋认识，他在奈达读大学期间把她“策反”。由于两人都已经死亡，高学历的奈达为何甘于把命交给网上认识的极端主义丈夫，仍是谜团。
尽管致力于研究女性恐怖主义者的反恐专家在很多方面有分歧，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千万别用男性恐怖分子的研究视角和结果，来套女性恐怖分子，两者几乎完全不同，她们的动机往往跟政治没有半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