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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业青年
油田职工说，“大庆只有两种工作：市政和油田，其他都是待业。”
“大庆只有两种工作：市政和油田，其他都是待业。”2000年买断工龄的油田职工李卫红说。
4月的这场反对中，有一群年轻人始终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像是一群看客。他们就是李卫红口中的待业青年。与应届生不同，他们一方面是希望油田再一次“大兜底”招工；另一方面则是“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但被父母逼着来闹一闹”。
高哲的反对表达十分“敷衍”。他只在头一天去了次广场，还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用微信和女友聊天。“只是为了给父母看。”高哲说。
高哲高中毕业后，去北京打工，一个月挣4000多元。但在油田职工的父母眼中，“打工能算工作吗？”母亲不断催他回大庆，有几次甚至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类似的遭遇在待业青年中屡见不鲜。李卫红的女儿陈然对去油田工作兴趣不大，她曾瞒着母亲去大庆市的汽车4S店当销售。李卫红得知后哭了起来。孩子们对理想的尝试在家长们看来幼稚而可笑，“以后他们会知道一份安稳的工作多不容易。”李卫红说。
李卫红用现实教育女儿：不进入油田连对象都找不到。不久前，万达广场正在举办大庆首届万人相亲大会，商场里立满了写着未婚男女资料的展板。李卫红注意到，择偶要求和基本条件一栏基本都差不多：油田公司职工。
被母亲从北京劝回来后，高哲在大庆市的求职每次都以失败和冷眼告终。一次他到经六街的歌厅应聘保安，对方一看身份证便拒绝了他：“不要油田子弟。”
工作半年后，陈然所在的4S店业绩总结，本以为销售额名列前三的自己会得到嘉奖，没想到老板对她说：“下半年你去前台吧，反正一招工你们就会走。”
经六街一家歌厅老板告诉新京报记者，大庆私营企业普遍不愿意招收油田子女，一是因为只要招工考试通过了，油田子女便会立即辞职离开；二是因为许多油田子女不能吃苦，好逸恶劳。
四处碰壁的高哲苦笑道：“摆在待业青年们面前的似乎只剩下招工一条路。”
从北京回大庆后的4年，高哲报名招工考试四次、落榜4次，交了6个女友，课余打了5、6份零工。今年如果再考不过，他说：“明年再考。”
这几乎是辅导班上所有“待业青年”的答案。5月6日，辅导班的语文课上，《收藏幸福》最后一道阅读理解题讲完时，老师问：“同学们，幸福是什么啊？”
“考上呗。”林水江大声回答。
父亲走过的路
大庆油田渴望打破封闭的用工体系，并因此设置了考试门槛；颜璐渴望走上父亲走过的路，必须跨过这道坎
颜璐的母亲有个希望，她希望“祖祖辈辈”都能生活在这6000平方公里的油田上。
1960年，颜璐的爷爷、奶奶来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那时的大庆还是一片荒沙野岭。从懂事起，爷爷便对颜璐讲述大会战的故事，“忍饥挨饿沙当面，天寒地冻雪作床”，这是每一个石油子弟都耳熟能详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