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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胜：具体到政策问题，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观念应有所突破，应该正视美国因素。台湾最重要的外部支持第一是美国，第二就是日本，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要争取美日能够起一个正面的作用。
1972年，中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现在中日关系又出现了不正常，我觉得有必要去设想中日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这当然需要双方进行努力。但目前的情况是，日本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重视历史问题的认识非常不足，误认为坚持几次，中国就会退让。日本应该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反省。对中国来说，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可以采取更有技巧的做法。如，在适当的时候考虑恢复高层互访，不一定非要关系好才能有高层互访。高层互访不光有增强友谊的作用，还有消除误解的作用。
郝雨凡：没错，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到了一个不得不平视的阶段，日本需要在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等一些世界观问题上调整心态，但是不要调整到一个有害于中日关系的状态。另外，我认为，在处理中日、中美关系上，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会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
翟强：比较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的同时，我们确实还应看到很多合作和协商的方面，比如说反恐和朝核问题。中美关系要比中日关系复杂，也就是说给中国的机会更多一些。但总体上我认为，在中日关系上，如果是小泉仍然执政的话，中日关系改善的机会和幅度不会很大。
赵全胜：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大的原则上的问题，一个是具体问题。从大的原则上来讲，中国应该就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抗议。但是，到了具体层面上，就要发挥外交技巧的作用。如果只寄希望于后小泉时代，如果没有出现对华友好的政府，难道中日关系就要一直僵下去吗？所以，我觉得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结”日本要解，双方的外交工作也还是要进行。
郝雨凡：我认为中国手中的牌比日本多，是中国有求于日本多呢，还是日本有求于中国多？在过去，是中国有求于日本的地方多，但现在这个情况恐怕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所以我认为在日本现在的这种做法下，对其稍微施加压力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要掌握个度，外交上有外交技巧，有外交策略，方方面面都应该考虑。
赵全胜：另外，对中美日三边关系，我也想提一些建议。第一，美日需要调整一下冷战心态，调整一下认为“中国一发展我们就变弱”的零和心态。第二，三方需要加强沟通，特别是领导层的沟通。在目前全球化时代，领导层的沟通更加重要。第三，各方应该建立互信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特别是要避免出现一触即发、不可收拾的局面。第四，各方应加强民间交流。法德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小孩子送到对方国家去做家庭访问，美日之间也有类似的做法。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