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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想着告诉妈妈？”记者问。
“我妈妈离我太远了。”马红娟说。
马红娟童年时，父母便已离异。母亲远在内蒙古打工，靠在工地搬砖头为生。母女俩有时候甚至一年见不了一面，上一次见面还是2011年春节。目前，她寄宿在大姨家生活。
16日， 在自家厅房的炕沿边，黄香莲为没有在意发生在侄女身上的这些异常而后悔不迭。她曾发现马红娟中午不想吃饭，“叫唤肚子疼”，但这没有引起她的足够重视。
“想不到事情这么出了，我也想不通。这对娃娃一辈子都是一种伤害。”她叹气说。
获悉事情真相后，黄香莲做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不隐瞒，不然娃娃大了，有亏欠……翻来覆去地想，还是要报警，要给孩子一个公道。”她说。
采访中，受害女生们先后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案发后“怕丢人，怕家长打，不敢跟家长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了接受采访的7位受害女生家庭情况发现，绝大多数为典型的留守儿童家庭，要么双亲都在外地打工，女孩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要么父母亲中的其中一位长期不在孩子身边。
事实上，如果不是越来越重的心理恐怖压垮了受害女生孙婷婷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将受伤害的事实哭诉给母亲董红艳，恐怕犯罪嫌疑人至今仍逍遥法外。
孙婷婷回忆说，她曾经被刘军红威胁：“如果把事情告诉别人，将打断她的腿。”她之所以“忍不住”告诉了母亲，是因为她听同学说“马上要轮到你了”。
对于从来没有念过书的董红艳来说，知识的匮乏以及过于粗放的家庭教育，使她很难专注到孩子成长的细节。
她的想法或许能代表大多数农村家长的心态。女儿孙婷婷曾将转学的想法试探地告诉了她，却遭来一顿呵斥：“到哪里老师打学生都是合适的，娃娃吓得再也没敢说。”
“庄稼人嘛，娃娃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到学校识几个字就行了。我想把娃娃送到学校是最安全的地方，压根就没往那个地方想。”董红艳说。
值得注意的是，采访中，多名受害女生均提及刘军红在上课时经常打骂学生，有时甚至直接用拳头袭击脸部，“好几天都不消肿”。
对此，已经被免职的碧岩乡珠帘小学原校长任强表示：打学生的现象并没有发现过，“如果发现，是坚决制止的。”
“我也在这个问题上想不通。我天天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呀。一点迹象也没有，学生也没有向我反映过这样的事情。”任强说。
据任强回忆，刘军红平时少言寡语，很难接触。
“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也很意外，很震惊。平时也就是课间操期间相互（到房间）看看，平时各自房间办公，发现不了存在什么问题。”珠帘小学老师赵军宏说。
在赵军宏的印象中，刘军红教学尚可，所在班级的成绩也在碧岩学区名列前茅。但平时话不多，两人也很少谈及家庭和孩子，偶尔会一起打打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