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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还拍摄了一张我怀抱一个孩童的照片，家长说，检测结果表明，孩子因为母婴传播而感染了艾滋病。我给了那个孩子五十块钱，尽力抚平内心的哀鸣。
当晚，我们住在周口市，和若干知情人的交流，内心变得异常压抑。
次日，我们回县城采访官方机构，碰了些钉子，县里的官员竭力回避见记者。武汉的医学专家桂希恩教授对河南艾滋病有自己的结论，北京的专家对记者同样如此。他们对记者的态度比上蔡县的官员好多了，为了呼吁，为了防治，他们跟记者开口了。
稿子很快发了出来。可能是由于《中国新闻周刊》喜欢概念的毛病在作祟，我将文楼村定义为“中国艾滋病村”(2000年8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8期封面报道《国难当头》)。有人说，我是最早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的记者。事实不是这样的。当地媒体的记者比我更早调查了上蔡县的艾滋病，我去过的文楼村，当地媒体的记者好像也去过，他们调查并在当地媒体上作了公开报道，只是将地名用“某村”作了模糊处理，将艾滋病写作“怪病”。
除了河南艾滋病调查，我还专文报道了高耀洁医生。印象中那个标题叫做《高耀洁：与艾滋病孤独作战》(2000年8月26日见刊)。
河南艾滋病报道的影响之大，是我没有想到的。中国新闻社是一家面对海外的通讯社，他们根据我和另外一个记者的报道编写了一则短讯。我的同事告诉我，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拿着那期杂志，向观众谈了河南的艾滋病。海外媒体也注意到了这条新闻，他们去找高耀洁医生，追踪这条新闻。
后来，河南官方对艾滋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文楼村”成为中国领导人频繁造访向艾滋病人表达爱意的一个村落，高耀洁医生也因为防治艾滋病获得了国际大奖，成为“中国的德兰修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