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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尽管在正式的立法上，刑讯从来都是过街之老鼠，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讯依然是如此的普遍。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从杜培武到聂树斌，每一起冤案的背后，几乎总有刑讯逼供的存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刑讯可能导致冤案。每一个人也都知道，刑讯可能导致非正常死亡。但是，刑讯为何依然如此猖獗？
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中国警察依靠非口供渠道获取证据的能力太低。并非每个警局都能作指纹、DNA、弹痕等科学分析，并非每个警察都懂得一大堆审讯心理学的技巧，也并非每个公民的日常收支都由信用卡记录在案。在此条件下，最可依赖的证据线索，无疑就是嫌疑人的口供；而最能获取口供的方式，无疑就是刑讯。
再一个解释是，警察刑讯的成本太低，收益太高。一方面，破案率，尤其是命案必破的压力，使得警察不得不穷尽一切手段破案。另一方面，普遍使用的策略性的刑讯，尽管在圈子内人尽皆知，但是少有人真正因此受到处罚。不仅如此，在一些大案要案中，如果刑讯最终导致破案，办案警察一般还能获得嘉奖。
当然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对社会大多数人而言，对犯罪分子施以刑讯，似乎并不是多大的问题。就像在大学里抓住一个偷车贼，总是免不了一顿饱打，最终来保护小偷的，往往还是学校保安或者警察。究其原因，百姓苦犯罪久也，能够发泄一二，让罪犯尝尝拳脚之苦，似乎也算人之常理。
行文至此，似乎刑讯之于当下中国，并无疏解之良药。就如血亲复仇之于原始社会，肉刑之于封建王朝，刑讯似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
果真如此吗？
看看如今被视为不人道的血亲复仇和生死决斗，看看车裂、绞刑、剐刑、宫刑、火刑等已经被打入历史冷宫的刑罚，看看夹板、水刑等曾经的取证方式，它们为什么被废除？它们为什么基本已经绝迹？
刑事文明的发展，除了有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变迁的原因外，可能还取决于两个重要的“人情”因素：一是同情心，二是同理心。
所谓同情心，就是当一些行为让绝大多数正常的人都“看不下去”的时候，这种行为就该被法律所淘汰了。比如在当今社会，即使是针对十恶不赦之死刑犯，估计也不会有太多人希望使用车裂、千刀万剐等行刑方式。这一点似乎不难理解，也比较容易被接受；但是放到刑讯逼供语境下，似乎作用不大。就如前文所说，至少就中国社会而言，也许多数老百姓都认为轻微的刑讯并无不妥，或者至少不至于“看不下去”。换句话说，受到轻微刑讯的犯罪嫌疑人，大概还不会获得多数老百姓的同情；因此警察在选择刑讯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多少阻力和成本。对立法者而言，除了表面上装模作样的宣示以外，内心里其实也并不见得就一定想尽最大努力杜绝此类刑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