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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的长谈，蔡教授向我梳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突破束缚的几重努力，以及遭遇的阻碍和彷徨。在我们看来枯燥难解的理论表达，对党建学者来讲往往事关重大，用她的话来说，“理论是一个政党的灵魂”。 而她对自己以往学术历程的讲述，则展示了一个追索马克思主义原初精神的学者形象。托古改制般的理论尝试意图告诉人们，即使是在共产党理论的谱系之内，也存在着诸多可能。 蔡霞的学术方向是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从二十多岁开始，她在党校执教将近40年时间。在公共领域，她的言说犀利、直接，常常刷新人们对“党校教授”的认知。 见到记者时，蔡教授不住地为迟到表示歉意，倒也没有因此显得疏离，讲起话来声音不大，常常沉浸其中，对表达的逻辑完整近乎执着，丝毫容不得打断。 讲授民主，蔡霞会从一般原理说起，对比民主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和英美传统，总结出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历史局限，“对于民主，学员顺理成章就接受了”。不止一次，学员私下交流时对她说，“蔡教授，您应该去跟高层领导讲。” “我就笑，领导布置讲哪堂课，我就讲哪堂课，我不愿意上折子。”蔡霞说。 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官员到中央党校进修，就意味着仕途看好，也因此，党校教师在学员论文答辩时，“一般都比较平和”。但在一次中青班结业时，有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对网络管理发表了一通宏论，“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
蔡霞按捺不住，“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学员不吭声，一旁的老师大感紧张，在桌底下赶忙拽着蔡霞。“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前后，蔡霞到某省宣讲“三个代表”。午饭时闲聊，“农民给他两亩地让他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市委招待所所长表情十分不耐烦，抱怨说干部下乡，农民就把干部自行车砸了，“农民就是刁民。”是不是干群关系没处理好？蔡霞问了一句，市委宣传部长立刻接话，“你平时应该很忙，在北京的时间多吧？”蔡霞问，“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 蔡霞教授盯着我，一动不动，似乎回到了当时的场景，“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 干部群体里观点、立场日益多元，有时会就问题爆发激烈争论。为澄清“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蔡霞举了纳粹和文化大革命的例子，“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 讨论环节，有学员站起来，“讲到民主的多数人暴政，我当时就在想你会不会举中国文革的例子，你果然就举了。党校姓党！” “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说完，学员的掌声持续了数分钟，这是他们表达赞同的方式。 一些时候，她的言论也会引起学校关注，对此她会解释说，“我们家到我祖孙三代跟着共产党，我们对党是天然的血缘感情，是希望党好国家好人民好，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