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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使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国。就如现任政府鼓励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走出去”的政策。
第二，通过计划将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和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从而肩负更多国际责任。要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浮动通货需要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水平提升至国际标准并且放宽国内的政策限制。
第三，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经济政策方向。顾德明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正在追求“三元悖论”，即同时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其状况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情况相似。
中国的衰退和世界经济顾德明认为中国还急需消除两个关于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的误区。
其一，中国股市驱动全球股价趋势的变化。如今，中国股市与全球股市的联系仍然不紧密。中国股市只有通过沪港通来实现与海外市场的少量对接。
其二，中国是推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这点也解释了股市震荡带来的心理影响。事实上，虽然中国为全球增长做出的贡献最大，但中国经济增长对他国经济的推动能力仍有限，且受地域限制。对欧洲的政策建议欧洲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放缓对于欧洲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首先，中国经济放缓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下降对所有进口中国产品的国家都有利，来自中国的产品价格下降将改善当地的生活水平。其次，中国产品价格下降还会带来欧洲通缩的压力。负债过多的国家会发现，由于通缩的原因，其债务负担更加不可持续。
中国输出的通货紧缩压力和美联储的加息对负债累累的经济体将会造成双重打击。顾德明认为中国对于东欧的影响趋于正面，而对于德国和南欧经济体，其负面影响较大。基于之前的分析，顾德明认为欧洲应寻求 Research Note3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中国的资本外流为欧洲提供了机会。
由于其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和下滑的能源金属价格，一带一路已不能满足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回报需求，中国的资金可能转向更加安全的欧洲市场。由于中国的通缩压力和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供应价格下降，英国、瑞典和东欧经济体应该寻求中国作为其基建项目的主要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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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的文章《中国经济形势之迷思》，与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教授的一篇长文《金融改革与经济转型（上下），在
北大国发院教授、春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平的学友圈引发长久的争议。
两位学者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有所不同。王建认为当前中国GDP增加值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大幅提高，并不是结构转型的可喜结果，而是工业萎缩造成的挤出效应。如果对中国的发展阶段误判，认为中国在还有8.7亿庞大低收入农村人口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就应该比照国际经验转入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降速阶段，就是严重脱离了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而且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取向：比如鼓励金融创新与开放，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会严重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前景，阻碍出现本应有的新高速增长期，迟滞中国最终完成工业化的步伐，还会在新一轮国际金融风暴中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