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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九勃回忆那时候钱学森家里的生活情况说：每个月家里吃喝用度要花多少钱，我都要算一下怎么省钱，每一项支出都记在本子上，月底给钱学森看完签字，再从他的工资里支出。首长不讲究吃喝，不抽烟不喝酒。那时国家不富裕，物资紧缺，有一次家里吃饭炒菜用油困难，我上京西宾馆和保卫处讲，我们家的油实在太紧张了，他说实在不行你上餐厅吧，我让他们给你弄几斤。我说上次正儿八经吃顿回锅肉就对我很不满意，我再弄点油肯定要挨批，就一直没敢要。
钱学森喜欢吃点瓜子，我们老家在东北，逢年过节寄点瓜子来，就是葵花子，我都舍不得，基本上我留下一点，剩下就给钱学森和蒋英。有一次科委从哪儿弄点花生米，大概给了家里三斤还是几斤，那可了不得了，那阵哪能吃上花生米，蒋英这高兴啊。这种生活水平一直到1972年左右才好转点。
除了工资之外，钱学森还有一些稿费收入。这些稿费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但是钱学森总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还有许多人更困难。
1958年，他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中文版出版，稿酬有1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看到寄来的稿费很高兴，因为这笔钱正是他想要的，但却不是给他和家人用。他来到当时任教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办公室，跟办公室人员交代，这笔钱以后就给力学系的学生买计算尺用吧。原来他在给学生们讲课时发现，班上农村学生较多，经济都很困难，许多学生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钱学森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贫困学生买学习用具的事。直到今天，当年科大力学系的一些学生还清楚记得，他们一入学，系里就发一个计算尺，并特地说明，这是系主任钱学森送给大家的。
他在工作上严谨细致，平易近人，生活上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皮革公文包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一用就是40年，其间曾修补过好几次。平常穿的衣服也极朴素，一件绿色的军大衣，他在西北基地一披就是20年。
他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几平方米，没有一件像样的办公用具，一整排掉了漆的书橱几十年没换过，里面放满了各种书籍资料，书橱顶上也利用起来，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摞摞剪报和资料。一组灰色的布沙发，弹簧早就坏了，坐下去就起不来，还不如二手市场卖的旧家具。但是很多年，钱学森就是在这个陈旧甚至可以说破旧的办公室中勤奋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的。
他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大家一样，常常在食堂排队，吃着他自己的那一份定量。20世纪80年代，逢年过节，单位的同志去他家拜访，拎着两条鱼，他的表情立刻就严肃起来，问：“院里的同志都有鱼吃吗？”回答说都有，这是单位发的，他才安下心来。
1982年，钱学森与他人合著的《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把自己那份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5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1994年度优秀奖100万港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奖金，但这100万港元的支票甚至都未经过他的手，他就写了一封委托信，授权王寿云和涂元季，代表他转交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他一生的几笔大收入统统都捐出去了，除了捐赠，他还交纳了两次近乎“天文数字”的党费。
一次是1963年，钱学森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两本科学巨著，稿酬自然不少，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即使够不上“天文数字”，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那时刚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钱学森及其家人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钱学森拿到这笔稿费时，连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