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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顿饭，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轻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临刑前一天，尤其是会见家属后，死刑犯很少有睡觉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下午，大多数死刑犯会喊几次报告，想见一下熟悉的监管干警和看守所负责人，说的都是些感谢的话语，并行礼，感谢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顾。因为平时，一些死刑犯家属遇到困难，看守所民警会赶去家访，并会同当地的职能部门交涉维权或协助处理。
“在一起时间太长，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领导不会待很长时间，安抚过后会向死刑犯询问最后的愿望，对一些不出格的要求，会尽量满足。”赵亮说。
赵亮曾几次开车出去买死刑犯的最后一顿饭，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馍或者饺子，有的则是想吃一顿炒菜，有年轻的则想吃一顿“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见的，即使是香烟，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会被满足。赵亮很少见到有把饭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动几筷子，说声“饱了”就作罢。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会洗澡梳头，同屋的会帮着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妆。
“死刑执行复核下来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般比较忙，这样也好，能冲淡恐惧心理。”随着临刑日期临近，监管民警的神经也紧绷起来。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脚镣，移交给执行的法警，任务才算结束。
他们大多有被溺爱的童年遇事应多问父母，少请教“兄弟”
死刑犯的最后人生，赵亮长期接触和关注死刑犯。面对记者，他说：“你们很多媒体关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标签化、脸谱化。他是犯罪了，十恶不赦，可背后，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挣扎，也有儿女情长。或许，他的生活里95%的时间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现了偏差，严重犯罪最后判死刑。”
长期的工作经历中，赵亮发现，死刑犯们大多有过被溺爱的童年。“小时候有错误，家人就护着宠着，年龄越大错误越大，最后谁也收不住。”对于独生子女教育，赵亮也说不清溺爱的界线，只是建议家长守住朴素的社会道理底线，“对成年人来说，是对还是错，要区分起来并不难。”
他建议，社会个体在遭遇冲突困惑时，最好问问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轻人却愿意相信所谓的“兄弟”，“那都是电影里的桥段，问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用命来保护孩子。”
在赵亮监管过的死刑犯中，绝大多数人在临刑前会告诫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赵亮和同事有时谈论起某个死刑犯时，最终都会说成一个悲剧故事。
“几乎没有谁天生就是杀人恶魔，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不过，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复杂的社会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围的现实很糟糕，出了事也没有地方说理，化解不了，最后疙瘩越来越大，成了严重暴力犯罪。”
法警郑君也有同感，他觉得现在社会里维权成本太高，结果导致一些矛盾以连续悲剧出现，可是很快又被遗忘。
他死刑犯的最后人生，们都建议能有更多社会学者关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会因素，“现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样，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现了一些状况，要给社会吃药，才是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犯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