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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采取更为严格的证据标准，实乃刑事司法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万全之策”。需要反思的是，我们不能彼一时在错案发生后指责司法机关把关不严，此一时又在证据存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时横加指责。相反，从以往的“疑罪从轻”到如今的“疑罪从无”，这一跨越不仅见证了司法的进步，也凸显出程序正义在维护法治上的重大价值。
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些证据足以形成一个证据链，毕竟对于定罪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存在较大的主观空间。例如死者家属就不服判决，申请检察院抗诉。家属的心情值得同情，但仅从被告人“当时多有躲闪”，其女儿与受害人“多有矛盾”，被告人“在外面又有了其他女人”等，并不能得出一个“铁证如山”的有罪判决。
当年美国辛普森涉嫌杀妻案的主审法官，曾在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后这样说：“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今天，我们乐见司法机关能够坚守“疑罪从无”的证据底线，同时也期待法官具有更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在裁判书中以高超的分析说理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