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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供录完了，尽管8岁的儿子前后有三份证言，说爸爸妈妈从不吵架，但于英生还是成了杀妻嫌疑人。
让于家至今耿耿于怀的，是当初在现场留下的两枚指纹。
按照当年警方的说法，现场除了于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纹，再没有外来指纹信息；于英生说，后来省检察院复查案件，到蚌埠搜集证据时，却发现了两枚陌生的指纹。
时至今日，省市两级检察院都拒绝再提及此事，但巧合往往让人有意无意地将事情勾连在一起。
1998年2月，因为证据不足，于英生的案子已被市检察院退查了两次。看守所所长告诉他，他可能被无罪释放，“但问题是马上市里开两会，公安局长就要到检察院做检察长，如果真这样，肯定出不去。”
“如果”变成了现实。
冤狱
“给自己打气，活下去”
于英生最不愿和别人提起的，是在看守所的日子。
看守所条件差，他得了疥疮，一到被窝里就痒。治疗疥疮很简单，只要用疥疮膏或者一块硫磺皂洗几个澡就能好，于英生恳求了很多次，看守所就是不给，让于英生必须认罪，才能给。
于英生不认，身上都抓烂了，后来，驻看守所的检察官看不过去了，偷偷给他一块硫磺皂，但只洗了一次澡，就被看守所的管教发现，没收了。
2000年的一天，市政协委员们去看守所视察，哥哥于宁生因为工作关系随同，在号房外高墙的过道上，于宁生特意落在委员们身后，挨个朝下面的号房喊，“于英生，于英生”，不一会儿，一个哭腔传来，“哥”。
那是事发后四年，于宁生第一次看见弟弟。弟弟脸上挂着伤，他跟我讲，“伤是之前几天市领导视察，他喊冤，被管号干部打的。”
看守所里，于英生见到的熟人不只是哥哥。
一次领导来视察，于英生冲到门口大声喊冤。这个领导是他以前的同事，前同事望着他，对同行的人说，“这个人杀妻子，该杀！”
于英生说，他曾想过死，但一想到妻子不明不白地遇害，心里就放不下，“妻子比我还冤，我要是死了就对不起她，也让凶手逍遥法外，我给自己打气，必须活下去。”
2002年，随着案件终审裁定，于英生被押解到阜阳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犯人有娱乐活动，但在里面生活了10多年，于英生从不唱歌，他拒绝穿囚服照相，“它不应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也不会把这里的一点一滴带出去。”
很多人说，于英生是现实版的《肖申克的救赎》，他沉默了半晌，最后说，“我比电影里的人要悲惨。”
他觉得，生活永远比电影更戏剧，有更多的意想不到。
抗争
从没离希望这么近
从第一天到阜阳监狱，于英生就说自己没犯罪。
监狱分监区的指导员张旭告诉他，可以通过正当途径申诉，牢房里，于英生给检察院、法院写申诉信，张旭让他把信交给自己，开始于英生不放心，担心指导员不会帮忙寄出去。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检察院和法院都收到信了，“我到现在都感激他。”
于英生自学法律，还托家人、狱警帮忙买书。监狱里，他自考了法律专科，拿到了法律专科毕业证，还学会了用电脑。
监狱里规定，犯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可以挣分，1到3分不等，1分可以减刑3天。
2005年8月，《法制日报》和司法部举办“我与法的故事”征文大赛，于英生拿了安徽省唯一一个三等奖。
于英生做勤杂犯，担任监区宣鼓员，向狱友宣传法律政策。在监狱里看报纸，他看完赵作海的新闻，觉得自己也有盼头了，“司法环境在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