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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周父去世后，成功完成了遗体捐献。
这个消息不久就在生活了20年的小区中传开，“邻居和亲戚都说我不孝，问我‘是不是没钱给父亲买墓地’”，周颂英说，还有人要求她将父亲的遗体“要回来”。
为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也为了避开邻居的各种指摘，2006年，周颂英选择了搬家。新住所距原小区不远，有不少熟悉的朋友常会劝她，“不要再让母亲捐遗”。然而，周母并不答应。
周颂英回忆，小区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常聚在一起议论“后事”，并似有指桑骂槐之意：“有的老人去世，家里大操大办，还请和尚来做法事；有的人家啊，把老人的遗体都‘给卖了’。”
如此揶揄，让周颂英心里十分难受。于是在2007年，她半年内再次搬家，这次搬进了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个小区内。
2008年5月，周母离世，周颂英为其完成遗体捐献。此时正值周颂英工作调动，在新单位收到红十字会寄来的捐遗证书，事情又传开了。“干脆就单干了”，周颂英辞去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出来做起了非医疗健康咨询师。
遗体捐献器官手术过程：
献遗体（器官）有着严格的流程，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干扰，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很多人想要捐献遗体（器官）的愿望没有达成，市民张先生向本报记者咨询捐献需要哪些条件以及需要什么手续？
安庆市红十字会的一位丁姓工作人员介绍，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签下意向书的是一对失独夫妻。此外，还有不少市民当面或来电咨询相关捐赠事宜。他还告诉记者，遗体（器官）需求量急剧膨胀、供应量严重不足、移植器官的要求比较高、捐献者家人阻拦等原因仍是牵绊捐献的主要原因。
然而就在安庆这样一个小城市出现不少成功签订的案例时，整个器官移植捐献板块的器官来源依然紧缺，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平均每百万名居民中仅有０．０３名捐献者。自我国２００３年第１例器官捐献成功以来至２００９年５月，中国仅有１３１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案例。随着人们对器官移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器官紧缺已成为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另据卫生部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１５０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１万例左右。具体到我市，更是寥寥无几。
另外，在签订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的时候，必须由亲属代表签名和执行人签名后才可生效，“在捐献志愿者身后还要由他们的亲属或执行人及时联系登记接收站，这就很有可能导致不捐献或捐献迟的现象。”安庆市红十字会丁姓工作人员说，安庆市签订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的大部分都是城镇市民，农村捐献的只是个别数，但是在面临亲属捐献的时候，很多家庭一半因为悲伤而无暇联系登记站，一半因为害怕亲属不能留有全尸而背上不孝或残忍的罪名，干脆不联系登记站。然而遗体（器官）的捐献又对时间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这就使得很多的捐献成为不捐献或捐献迟。
丁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安庆作为其中之一的城市，也在探索着如何将捐献这条路越走越宽，以后的安庆市也将探索建立一定的补偿机制，会给予器官捐献者或其家属一定的补偿；或者采取减免死者抢救费和丧葬费等方式给予死者家属适当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