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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由学者组成的请愿团体希望昂山素季领导一场民主运动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她认为一旦公开大选得以举行她就能获得自由重返牛津大学的家。仅仅在两个月之前她还只是一个尽职的家庭主妇，现在却一跃成为反抗军政府的起义先锋。
留在英国的的Michael只能焦急地搜寻妻子滞留缅甸的消息：尽管军政府用尽办法阻碍她的事业，并且逮捕杀害了她的许多党内同志，她在民众中的声望却与日俱增。Michael非常担心她可能像她父亲那样遭遇暗杀。所以直到1989年昂山素季遭到软禁之后，他才稍微放心：至少这样能够保护她远离生命危险。
Michael开始转换角色，他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以回报昂山素季多年以来对他的无微不至。他游走于高层阵营活动，确立昂山素季作为一个国际精英人物而令缅甸军政府不敢伤害她。同时他还得让自己的努力尽量显得低调，因为他知道一旦她成为缅甸新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军政府将抓住她下嫁给外国人这一事实大做文章，这些中伤常常会带有性歧视。
接下来的五年时间，昂山素季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她依然被隔离软禁。她靠学习冥想，涉猎佛教经典，以及研读曼德拉和甘地的著作支撑自己坚持下去。这期间Michael只获得了两次探视的机会。事实上，昂山素季的这种软禁非常特殊，因为她可以在任何时间要求被送往机场，重返英国的家园。
但是他们夫妇完全没有考虑过她走这一步。其实，尽管作为历史学者的Michael不断地在给幕后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妻子的事业将成为历史演进的一部分。他依然在家里展示着她当年接到那个召唤她去缅甸的电话时正在读的书，用她迄今获得的所有获奖证书来装饰墙壁，其中包含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床头还悬挂着一张她的巨幅照片。
当他们在一段时间无法联系上时，他也难免会担心昂山素季可能已经遇害，直到有报道说路过软禁处所的人们听到流淌出来的钢琴演奏声，他才放下心来。然而，那架钢琴最终被东南亚的潮湿天气损坏，以致这点脆弱的慰藉都弃他而去。
直到1995年，Michael非常意外地接到了昂山素季的电话。她是从英国使馆打来的，她说她已重获自由！Michael跟儿子们获准签证飞往缅甸。当她见到小儿子Kim的时候，她非常惊喜地看到他已经长成了青年。她承认如果在街上他们很可能因认不出来而擦肩而过。但是此时的昂山素季已经完全是一位政坛女性，多年的离群索居铸就了坚强的信念，她决定留在祖国，即使将为此付出与家人分离的代价。
见过昂山素季多次的记者Fergal Keane将她描述成一个“心如钢铁”的女人。我在创作THE LADY剧本时，内心为她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所充盈。女士们在听说了昂山素季的故事后问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她怎么舍得丢下孩子们不管。小儿子Kim淡淡地说，“她只是在做她该做的。”昂山素季本人拒绝谈论这个话题，然而他也承认说，自己最无助的时刻其实是“当我感到儿子们可能会需要我。”
1995年的那次探视成为Michael与昂山素季夫妇最后一次见面。三年之后，他获知自己已是癌症晚期。他电话告知了她这个坏消息，并立刻着手申请签证赴缅甸，以便能亲自跟她告别。他的申请被拒之后，拖着日益衰弱的身体坚持申请了30多次。甚至包括教皇、克林顿等在内的众多名人也为他写信情愿，都统统没用。最后，缅甸军政府一位官员找到昂山素季，告诉她当然可以跟丈夫告别，前提是她回到牛津。
选择祖国还是家庭？十年来一直困扰她的夫妻分离问题，此刻竟成为了最后通牒。她无比抓狂，因为一旦她离开缅甸，他们都知道这将意味着永久放逐——他们多年来并肩作战的成绩将归零。她利用在英国使馆的机会给Michael打电话，而他固执地认为她连想都不要想离开缅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