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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愤”是当时判案的重要依据。处决朱国华前，天津市高级法院发布了《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称朱国华等人的“罪恶行为令人发指，民愤极大，证据确凿。”
记者在天津市档案馆查阅了一件档案，名为《一些党外人士对处决朱国华的看法》。载于1983年10月14日统战简报特刊33期。该档案由一份手稿和一份打印稿组成。
档案提及，天津严打期间，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党副主委的袁钰生与儿子产生了辩论。袁钰生的儿子提到，“头批杀40个，是因为他们爸爸官不够大，杀鸡给猴看，但猴子不怕”。当朱国华被处决后，袁钰生称“事实帮我说服了儿子”。
档案提及，天津市工商联委员许钊将朱国华案称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期间全国最大的案”。许钊称，人们盯两种人，干部子弟和群众，像朱国华这样“高身份的人的子弟被枪毙了，这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档案提及，天津市工商联常委董少臣谈到，人们怀疑严打是否一视同仁，“现在相信了”。
档案提及，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陈受鸟发言称，处决朱国华体现了“政府打击犯罪，绝不手软”。
由于其特殊身世，朱国华案在当年充当了追求法律平等、安抚民意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