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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命，王金财的父亲赶着马爬犁，拉着妻子和大儿子跑回中国。
山东平度人苗平章在苏联做买卖时，娶了当地一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几年后，生了四个儿子。苗平章的儿子苗中林说，他的家当时就住在江边的屯子，“中国人都喜欢在江边住，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回跑。苏联成立后，开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财产都得归公。大家一看吃亏啊，就拖家带口跑回来了。”到中国后，苗中林一家落户在了逊克县边疆村。
“当时情况基本都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男人娶了苏联女人。”苗中林自己造了个词，“捡洋落”。
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梅利霍夫给出的数字，在中国，俄侨人数最多时达40万人。20世纪20年代有10万人返回苏联，另有10万人离开中国去往美国。而今，徐维刚所在的逊克县宏疆村，全村165户，混血的占75户，264个人。
回不去的家
苗中林记忆中的边疆村曾经是一个被笑声和歌声包围着的地方。
“以前屯子里有21个苏联老太太，中国话都说不利索。每个礼拜，老太太们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苗中林说，到后来，屯子里的中国人嫌烦，就搬到了绊子场一带，这才有了现在的逊克县城。
再多的欢声笑语也无法消除那些有关家和血统的记忆。宏疆村的村民回忆说，当年，村里的苏联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里哭。夏天，江面上有苏联的船驶过时，一些女孩子站在岸边眼巴巴地瞅着，气得直跺脚，埋怨母亲把她们带到了中国。
1933年3月，日军侵华关东军占领了逊克。此时对移居中国的俄侨而言，窄窄的黑龙江水俨然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日本警察队就驻在边疆村，除一名日本队长外，其余都是汉奸。“有人想往苏联跑，被抓住，给揍死了。”苗中林说，“最坏的就是那些‘二鬼子’（汉奸）。”
宏疆村村民袁广荣的姑姑16岁时逃回了苏联，那一年，日军正占领着东北。“当时家里逼婚，非让我姑姑嫁给一个姓董的混血老头。成亲前一天，我姑姑跑去苏联了。一起去的还有我爷爷的‘团圆媳妇’（童养媳），那女的成天被我爷爷揍，就也跟着跑了。”
上世纪90年代，袁广荣的姑姑到中国寻亲。袁广荣这才得知，姑姑刚到苏联，就被当地警方抓住，以为是对岸驻守的日军派去的特务。蹲了两年大狱后，被送到莫斯科。前来寻亲的姑姑也听说，她走之后，父亲发现自家闺女跑了，赶紧报告了警察局。结果，老人被日本警察当成苏联特务，活埋了。
边境的几个屯子里，苏联老太太们还在隔三差五地聚会，吃列巴，喝苏波汤，小声唱几句俄罗斯民歌。但再没人敢做回家的梦了，与其送死，倒不如在异国苟活。
“特务村”
“倒也得能让人活啊！文革时，说我们是那啥来着？”稍显破败的土坯房里，徐福胜的大鼻子猛吸两下，“苏特！”
徐福胜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整个屯子里将近30户人，只有四户纯正的中国人，其他全成了“苏修特务”，宏疆村也一度成了“特务村”。那一年，徐福胜13岁。
没读过太多书的徐福胜到现在都不知道具体什么叫“苏修特务”，但他知道家里的大人成了特务，自己也跟着成了“特务崽子，别人拿你就不当玩意”。徐福胜端起碗，猛喝了几口酒，显然，他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徐福胜等村民们对两国间的冲突一无所知，他们的日子过得乏善可陈---夏秋两季，播种收获；漫长的冬季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酒。
“大概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吧，就那么一下子，俺们就全成特务了。”宏疆村村民徐月娥记得，当时村里所有的混血人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着承认是苏修特务。不听话的人就被带到大街上游行。“他们问我们电台在哪？我们哪知道啊？就只能编，说电台长得跟烧火的炉子一样。造反派又问，是怎么跟那头联系的？我们就继续编，说那头一划火柴，我们就看见了。你说隔着条江，谁能看得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