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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是其中的一名租客，他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他的妻子是该电子厂女工。“现在房租和寄给老家的开销，全部靠她一个人，我现在是靠老婆养着。”这已经是老李在莞务工的第十个年头，由于中途返乡失去工作，从2009年末至今，老李开始陆续面试，至今仍没找到令他满意的工厂。
阿义是老李的同乡，1990年生，外表俊朗。这个年轻人毫不避讳地承认，来东莞就是为了娶个媳妇回家，“你不知道吗？在我们村子里娶个媳妇要花3万的彩礼钱，这里女孩子多，不要钱。”他没找错地方。赵屋街附近的这个大型电子厂拥有2万名女工，阿义2009年末到东莞，一直没有正经地工作，却不出意料地收获了一个女友。提到女友，阿义乐滋滋地翻出钱夹里大头贴给记者看，女孩就是电子厂女工，河南人。虽然生活开销由女友负担，但阿义仍打算不久就带女友回老家结婚。
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在东莞长安某电子厂工作的小琴，也曾以微薄的工资“养”过一个男友。小琴是重庆万州人，1984年生，2008年春节前厂区舞会上，沉默寡言的小琴结识了在超市工作的前男友，开始了没有底线的付出。超市的收入要比工厂低得多，小琴月入2000多元，十分节俭，对男友却十分大方，“只要看到他钱包里的钱少于200块，就会马上塞几百块钱进去，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带男友去肯德基和真功夫，只要他喜欢吃，都马上买给他。”小琴说，那时她是期待嫁给这个男友的，但男方却还和其他的女孩子有来往，小琴只能不停地花钱，加倍地对他好。
午后，是大批女工们回到工厂上班的时间，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手套和口罩，进入生产线。该大型电子厂人事经理王某说，厂里的女工中有一半在厂外租房，多数都是已婚或同居，不少女工的确“养”着一个男友，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本报东莞女工生存状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0%以上的女工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却有42.5%的女工认为，工厂管理会制约她们私生活的自由，长期呆在流水线上，也使女工很少有机会接触工厂外面的人。而在这间工厂内部，女工与男工的比例是8：2，女工甚至超过80%。王某说，“女工找不到恋爱对象，是现实的问题。说‘养’男友或许不好听，但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那尴尬逼仄的性生活
晚上没法过（性生活），只能白天喽。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吃个饭逛个超市，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
厚街镇桥头村一个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里，挂起一块碎花布帘。在帘子的两侧，蜗居着两对20岁出头的年轻工厂情侣。
星期天，美兰和男朋友一早醒来，简单梳洗了一下，对帘子另一头的情侣说，“我们出去转转，大概中午回来。”想想又补了一句，“两个小时以内不会回来。”在合租的一年时间里，两对情侣就是靠这种默契解决性生活。
美兰和男朋友在厚街桥头一间工厂打工，收入不多，每月300元的房租都是压力。他们俩把原本单间的出租屋划出一半的空间，与另一对情侣合住。两对血气方刚的情侣，窘迫地开始了四人的同居生活。晚上两对情侣拉上帘子，睡在各自的床上。别说过正常的性生活，大夏天的在没空调的屋子里，两个女孩要裹得严严实实地睡觉。美兰的男朋友说，“晚上没法过（性生活），只能白天喽。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吃个饭逛个超市，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几个月下来，这两对年轻人都形成了一种默契，每隔两三天，他们中的一对就会主动出门，告知回来的时间，回来之前还会打电话通知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