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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增强法治思维，以法治规范克服人治习惯。”省政协委员李多宽表示，当下应完善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统一联动机制，实现改革的有规则、可预期，凡重大改革务必做到于法有据。加强顶层设计，任何改革都要有上位法支撑；同步推进立法，在改革方案出台前强制性组织内部的风险论证会和外部的立法听证会，听取不同层面的意见，“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
“建设法治中国最根本的在于依法行政，在于建成法治政府。”省政协委员、南通市政务中心主任施学雷认为，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中，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权力清单”，但由于“职权法定”中“法”的范围界定不够明晰，各地尺度掌握不完全统一，“权力清单”的公信力打了折扣。“可以由省政府法制部门牵头明确权力清单梳理的法律依据，研究制定权力清单的基本标准，实行权力‘统一分类、统一编码、统一名称’，‘清权、确权、配权、晒权、制权’，这些环节每一个都要做好，这样才能确保各地区权力清单的相对统一、规范和有效。”
简政放权做减法
如果说，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那么，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最终指向是政府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石慧认为，政府在依法行政的同时，也要做到真正的简政放权。“比如企业登记注册，在某些领域，江苏规定经营场地必须100平方米以上，上海市规定10平方米以上；江苏注册资本100万以上，有些省份则是零注册资本；江苏要求执证上岗人员必须3-5名，别的省份只要一名。这么多规定，迫使企业去上海、安徽等地注册，那就必然导致经营税收流向外省。”
很多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石慧建议，江苏要做到依法治省，亟需修订法律，并且改变现有的执法观念。
展望前景，“依法治省”将为江苏企业的发展创造新的红利。
省政协委员、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宁把目光投向了软件行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刑事司法对软件知产保护亟需对症‘下猛药’。”他希望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实行“三审合一”，公安机关专人负责查办。“如果能通过整合各种资源，构建政府、企业、高校、司法机关等共同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实现民事、刑事、行政保护‘一站式’，解决企业知识产权维权的后顾之忧，那就更好了。”葛宁道出自己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