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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子陈小鲁简历，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他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小鲁为什么道歉？昨天，《钱江晚报》用了几乎两个整版刊登记者对陈毅之子陈小鲁专访《我为什么要为文革公开道歉》。陈小鲁对记者说的一句话耐人寻味：“道歉之后出现这么大社会反响，我也是有思考，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反思的要求。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
“你们敢来我就说”——难道采访陈小鲁要冒什么风险吗？还是文革这个话题有风险？1981年6月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一个人为自己在这个“全局性错误”中的个人错误道歉，应该受到鼓励，做个采访怎么会有敢不敢的问题？
“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这是否意味着陈小鲁也感受到某种压力？陈小鲁的道歉，表现了他的政治良知，目的是反思历史，推动社会进步，为什么会有压力？压力来自哪里？
《钱江晚报》的专访说：“从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将，成长为反思文革，为文革公开道歉的‘红二代’第一人。”其实，在文革结束的那么多年里，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为自己的文革中的错误道歉、忏悔的，陈小鲁并非第一人，但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陈小鲁作为一名“红二代”，他的道歉，必然会有“名人效应”——陈小鲁道歉了，其他“名人”呢？难道在文革做了错事的，整过人的，只有陈小鲁一人吗？陈小鲁的过错在于，别人都不道歉，而你道歉了，你不是让别人难堪吗？文革结束后，一直担任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也为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行为道歉，虽然得到受害人的谅解，但也为此受到批评和指责，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其原因，也是周扬的道歉，让不愿道歉的人不快了。
还有人提出，不仅要鼓励，还应当呼吁所有当年做过错事的“红卫兵”和文革运动参与者都出来道歉，使之形成一种声势，共促全民族对文革再来一次彻底的大反思。这一主张遭到了反对，理由是“不要搞人人过关”。但是，呼吁道歉，根本不是“人人过关”，这两种行为的性质根本不同。“人人过关”只有在权力的主持下才能搞起来，干脆说，“人人过关”是权力行为，一个呼吁，只能表明观点，仅仅是语言行为，对人没有强制力；如果这种呼吁让一些人感到了压力，那是一种道义压力。这表明，这个人还有道义感，因为没有道义感的人是不会感到道义压力的；但他又拒绝这种道义的压力，想排斥这种压力，一个较好的办法，就是把呼吁道歉妖魔化，说成是“人人过关”，至少能减轻这种压力。说实话，这些排斥道义压力的人，真遇上了“人人过关”，未必还敢这样振振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