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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说，两只手，自力更生”
中信泰富的办公室正在装修。辉瑞刚刚把惠氏吞并进来。
随冯丹龙拐进一间办公室。隔着落地窗，可以俯瞰南京西路商业区的全景。一捧香水百合兀自绽放。靠墙柜子上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吸引人的是一幅三格的黑白照——爷爷冯玉祥、奶奶李德全和父亲冯洪达。
冯丹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外企员工，辉瑞制药中国的1号员工。
文革结束时，中学毕业的冯丹龙在医院当护士、也做过电工。她打小就是优等生，“小时候看苏联小说，就想我长大一定要做博士。”1977年高考恢复，让她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
第一次高考落榜。当时，冯家第三代里有几个孩子参加高考，没有一个被录取。“我爸爸说，估计还是家庭出身的问题，当时政策还没有落实，家里还扣着大军阀后代的帽子。”
憋着一股劲的冯丹龙屡败屡战，连考了三次，终于考上山东大学外语系。大学毕业之后，她分到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系当外语老师。1984年，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中国培养MBA。当时，她在大连培训中心的中美MBA项目预备班当英文老师，“不知道MBA是干什么，听说还可以出国学习，试着看看，也考上了”。
她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代MBA。读完仍旧回到高校当老师。“月底去领工资，一个月发七十来块工资，还有部分是国库券。”见识过世面的冯丹龙不甘于这样的生活。当一家叫辉瑞制药的外国公司在大连招总经理秘书助理时，她决定离开。
随着公司进入自身的快速发展期，冯丹龙的职位也顺利攀升，从总经理秘书助理、发展部经理，一直到现在人才资源部总监及事务部总监。在好些年，她每周的日子都是在北京和大连的家两地飞，成为中国最早的“候鸟群”。
冯丹龙觉得自己的学习习惯，都是在当护士、电工那三四年辛苦自学培养出来的。谈到自己的儿子，她皱皱眉头，“现在，我儿子就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去辛苦念书。”
“我没觉得自己特别，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相同的遭遇。如果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选择放弃。如果我当时放弃了，可能我现在还是一个护士。”
“我爷爷常对我爸爸说，我给你们一双手，你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后来，我爸爸常常对我们说——给你们两只手、一副很好的身体，你们要靠自己。我想我就是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