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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育之窗】
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解决校园欺凌要建立包括校园内的安全防范机制和校园外的综合治理机制，用社会、家长和学校的力量进行综合防范。近年来，国内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忧虑。其实不光是我国，校园欺凌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都遇到的一大难题。
我国的近邻日本，其校园欺凌问题由来已久，已经从儿童的问题行为演变成危及儿童生命安全的严峻社会问题。根据最新或2022（历届）年度日本《儿童青年白皮书》统计，最新或2022（历届）年—最新或2022（历届）年学年度，日本有60%的小学生曾经受到过校园欺凌，全国中小学校（含高中）共发生校园欺凌事件224540起，应对校园欺凌已成日本学校教育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
校园欺凌演变成教育危机
校园欺凌在日本十分常见，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直到30年前，一起中学生因遭受欺凌而自杀的事件终于打破了日本社会的沉默。1986年，日本东京都中野区富士见中学一名初二男生因无法忍受欺凌，留下遗书自杀身亡。此事件中，班主任参与欺凌、学校长期失察、地方法院起初做出“不支持欺凌导致自杀”的不当裁决，凡此种种引起轩然大波，公众和媒体高度关注，多方压力下，最高法院最终改判，该事件成为日本公开承认的第一起因欺凌导致的自杀事件。从此，“校园欺凌”作为描述“隐蔽型”校园暴力的专有名词被媒体广泛使用，引起日本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不承想，30年后的今天，日本的校园欺凌不减反增。最新或2022（历届）年学年度，日本在校中小学生以及高中生自杀人数为214人，其中有9人因欺凌而自杀，校园欺凌现象已成为威胁学生生命安全的教育危机。
校园欺凌现象因何层出不穷
首先，日本传统价值理念中至今仍保有对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的认同，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传统教化是导致日本校园欺凌多发且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文化渊源，反映在同学关系当中的“前辈、后辈”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倚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校园欺凌。其次，日本长期持续的“少子化”倾向导致父母孩子组成的“核心家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孩子在父母“过度保护”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越来越多的家庭缺少社区、邻里交流，人与人关系疏远，导致孩子除家长之外很少接触其他小朋友，经济和物质生活的丰富带来的却是精神上的空虚，青少年中出现了过分追求经济性与便捷性的价值观，人际关系淡漠、自私自利等极端个人主义蔓延。最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的普及为人们带来无限便利的同时也为网络欺凌制造了条件。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更关注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却忽视了信息素养和网络道德的养成。这些因素导致部分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一旦自己的地位处境受到威胁，就会产生攻击性行为，而且往往使用一些卑怯的手段保持自己的优势。
将防止校园欺凌法制化
校园欺凌的“杀伤力”越来越威胁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文部科学省在过去的30年里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呼吁学校和教师对于校园欺凌要及早发现、及早解决，一旦出现欺凌事件要全力做好儿童心理疏导。但由于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法规中没有对校园欺凌的相关规定，此前对于校园欺凌事件无论是事先防范还是事后处理，仍主要依靠教师的个人努力。近年来，日本每年因校园欺凌引发的儿童自杀案件逐年增加，每年一般都在10起左右。尤其是2011年10月，日本三重县大津市一名初中二年级男生在受到同学欺凌后跳楼自杀，涉事儿童家长不道歉、不赔偿的蛮横态度、班主任长期失察没有干预、学校作假隐瞒真相、当地警方不予立案、司法机关判定自杀与欺凌无关等一系列应对处理激化了矛盾并引起强烈争议。该事件的发生令人痛心，迫使日本各界认真思考究竟什么是校园欺凌、该由谁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媒体高强度报道的攻势下，日本国会紧急提出从立法层面采取措施有效应对校园欺凌的动议，内阁咨询机构“教育再生执行会议”提交了“关于有效应对欺凌问题”的咨询报告，为政府制定应对校园欺凌基本方针和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最新或2022（历届）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防止欺凌对策促进法》并于同年9月在全国实施。该法适用于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特别支援学校。基本理念是必须创造儿童安心学习和开展其他活动的环境，教导学生不在校园内外欺凌他人，同时在遇到欺凌事件之时不放任、不沉默。在此法案的引领下，日本文部科学省以及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防止欺凌的方案举措。《防止欺凌对策促进法》最大的亮点就是重新界定了究竟什么是校园欺凌，迄今为止日本文部科学省曾多次完善和修改过欺凌的定义，使欺凌的定义适应范围更准确、完善。此外，《防止欺凌对策促进法》还明确了各方的责任和义务，规定国家、地方、办学机构、学校以及学生家长对防止校园欺凌分别负有相应责任和法定的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