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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向知识价值致敬”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把一些游走在校园与企业之间灰色地带的高校教师兼职创业的“天花板”捅开了一个更大的口子。
近年来，挡在学校和企业之间那扇半遮半掩的门，正在一点点被打开，与此同时，官方语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放在前几年，大学老师兼职开公司还得挂个亲戚的名字遮遮掩掩，如今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教授已经可以高调地亮出自己的两种身份。
“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 “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的新政，又一次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是继“允许科研人员在职离岗创业”等一系列“松绑”政策之后，又一个旨在释放科研人员创业活力，让尊重人才不再只停留在口头上的重磅举措。
事实上，为了让科技成果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从中央政府到各地以及高校近年来不断推出各种政策，从“彻底放权”到“完全让利”，就是要打通从科技到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环——激活科研人才的活力和激情。
尽管政策的口子越开越大，可落实到每一个高校科研工作者身上，到底能不能享受到政策的红利？中国青年报记者深入全国多所高校采访了解到，不少高校科研人员依旧心存疑虑，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导向性政策尚缺乏一系列配套实施细则，到底能产生多大效力，不少人仍在观望。
政策一再“松绑” 为何还迈不开腿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个老话题，很多学者都在感慨，“这两年，科技成果转化的大环境已经好多了”。
巨大的改革力度背后是清晰的国家意图，即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困境，用科技力量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发展。
不少高校科研工作负责人都表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上已经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给予了足够的保障。一位高校科研院院长说，“政策上能想到的，都给了；利益上能让的，都让了”。
那为什么高校科研人员还在犹豫？ “国家导向性政策出台后，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仍缺乏有针对性的扶持细则。”天津大学宣怀学院副院长、博导邹强认为，政策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落实。现在特别需要对导向性政策的权威解读，目的就是要先设定出明确的法律边界，“让法律来保证科研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各项行为不跑偏”。
“政策太多，有的放、有的管，之间逻辑关系不清晰，谁敢随便动？”看到“放开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新政，一位高校学院的院长笑称，“也不知自己该不该做，干脆先不做”。因为按照国家对干部管理的相关文件，要求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或持股，“而在高校，很多学科领军人物或学术带头人，往往都兼有行政管理职务”。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一位负责人曾对媒体形象地形容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有的管理部门是“冲冲冲”，有的管理部门则是“守守守”……
前面放权，后面照旧严管，类似政策和制度不配套的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各部门文件要求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一项新政出来，其他相关部门的制度没跟上，导致最终传递到大学校长、科研人员身上的只能是“等等等”。有学者称，“政策是方向性的，每个个体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由于成果转化涉及利益关系复杂，很多人都担心冲得太快容易犯错误”。
很多学者都谈到，能否列出一个“负面清单”，综合各方面政策，专门针对科研成果转化，明确哪些人、哪些事不能做，避免触碰红线，也让大家不再一味“等等等”。
此外，高校和科研人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邹强说，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掌握的科技发明成果绝大多数都属于职务发明，其中很多知识产权问题仍未厘清，直接关系到兼职或创业收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自身动力不足 科研成果价值不高
比起制度设计的不够完善，更大的问题在于高校科研人员自身动力不足。
“让高校教师出去创业，失败率比大学生创业低不了多少。”一位青年教师直言，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工厂再到市场，是一个很长的链条，要想成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对高校科研人员而言，熟悉的只是链条中的一段”。
创业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机会成本。在他就职的高校中，如果一门心思在体制内搞科研，本身就有不错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如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等，能拿到很多年薪，且能享受高额的安家费和科研项目启动费，“这些都是持续稳定，看得见未来的”。
事实上，为了打消高校科研人员创业诸如此类的后顾之忧，近两年国内有不少地区和高校先行先试地出台了类似政策，如北京“京校十条”、湖北“科技十条”、南京“科技九条”等，其中明确规定“3年内保留原有身份职称，档案工资正常晋升”等优惠政策。但一位高校科研处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因为这些政策松绑而真正选择停薪留职走出去的教师，还是寥寥无几。
“学校是给你保留了岗位和身份，可出去容易，回来太难了。”清华大学一位青年教师说，虽然学校对老师离岗创业没有什么限制，但一旦离开了科研岗位，几乎不可能再回来跟上学术发展的节奏。这意味着，未来你在学术上难有建树，“人家天天搞科研，到处参加学术交流，你中断了好几年，就很难再追上”。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学术和科研成果转化，仍在两条路上跑。目前，高校在对教师的评价中，仍没有将科研成果转化带来的社会价值，计入考核体系。甚至有人说，“搞成果转化，除了或许可能挣点钱，对自己的发展毫无用处。”
发论文、评职称，依旧是让高校教师围着转的指挥棒。“高校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难改？那是因为对高校的评价依然没变。”一位高校科研处负责人表示，没有谁用科研成果转化对社会的贡献价值来考核高校，而高校在排行榜上的位置，直接决定着能获得多少资源和经费投入。
此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专利数量，以及世界第二大规模的研究论文数量，但巨大的科研力量，却没有让相应规模的成果转化到经济上。
有人直言，“专利多，是因为中国的大学教授做出来一个成果，一般都会去申报专利。而这些科研成果从立项开始，就瞄准发论文、评职称，而非市场。”甚至一些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的小课题，只能称之为“伪科学”，最终转化不出去，因为本身就没什么价值。
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曾公开表示，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学里有很多高新技术还锁在教授柜子里，“而是值得转化的东西太少”。
对此，不少学者建议，应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把科技成果转化对社会产生的价值大小，作为一种评价标准，纳入教师职称评定和日常考核体系中。这样一来，能直接从源头上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让科研人员不再只为发论文而搞研究，让他们在施展才华的同时，又能得到公正的评价，真正实现“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