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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11点52分，杨敬年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噩耗传出后，这么多的人自发地前来悼念他，不仅是因为他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更在于他的道德文章、学识人品。
我想，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讲，学习杨敬年先生，做像他那样的“四有”好老师，才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理想信念。杨敬年先生出身贫寒，年轻时就追求光明和进步，他曾投考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后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共清党，愤然离校回乡教书。解放前夕，他谢绝友人劝他出国的好意，留在学校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满腔热忱要为人民奉献聪明才智，却不幸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冤屈，不仅被错划为右派，竟然还被判处管制劳动和剥夺政治权利3年。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一病不起，受到牵连的儿子英年早逝。在如此悲惨的境遇中，他不怨不颓，坚信党和人民，达观面对逆境。直到改革开放后，他20多年的冤屈才得到改正，恢复教师的工作。不久，他以近80岁的高龄申请入党。百岁高龄时，杨先生写下自述：“我40岁时得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80岁时成为共产党员，都花费了40年的时间，才实现自己的夙愿。但牛津博士只是求学的顶峰，共产党员才是做人的顶峰。”杨先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仰坚定、百折不回，什么是不忘初心、对党忠诚。
我们要学习他高尚的道德情操。杨敬年先生一生经历坎坷，却始终坚持“为公”的情怀，始终坚守诚信的底线。1948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受南开大学之邀，放弃原先去美国的打算，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任教。后来即使在逆境中也始终没有被厄运压倒。他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国家需要的总计230多万字的外文著作和200多万字的联合国文件，尽管那时根本无法署上自己的名字。1979年恢复教授职称时，杨先生已年逾古稀，但仍重登讲台、教书育人。2011年，他反复听了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对我说，这篇讲话不仅讲1921年以来或是1919年以来，而是讲1840年以来，讲得非常好。他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基础和制度，是从1840年后被破坏的，经过100多年的艰辛探索，终于走出了新的道路，建立起新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他建议“要研究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好好写出本书来”。他以103岁高龄讲出这番话，不禁使我想到“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精神情操。
我们要学习他深厚的学识学养。杨敬年先生一生勤奋好学，持之以恒，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是留英回国的教授，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国家建设需要，他积极补学俄语，还参加业余大学学习马列主义课程。他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贡献卓著，80岁退休后仍笔耕不辍，90岁时写成跨学科专著《人性谈》，接着开始重译《国富论》。那段时间，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早上7点连续工作4个小时，下午进行校对，终于历时11个月完成了74万字的译稿。杨先生用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发进取，告诉我们扎实学识、深厚学养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们要学习他宽广的仁爱之心。南开校歌有云：“美哉大仁，智勇真纯。”杨敬年先生不仅是通达天地境界的智者，更是一位仁者。他一生勇于面对挫折与逆境，待人处世真诚纯洁，就是因为他的心中有大仁大爱。他爱家人，照顾卧床24年的病妻。他爱同事，和善地与人相处，不计较在特殊年代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爱学生，86岁结束返聘后才彻底告别讲台，但100岁时还在电话里给学生讲哲学课。他爱老师，每当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他总是对求学过程中遇到的几位恩师念念不忘，特别是何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和杨石先，不仅对他做人、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他人生道路的选择中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杨敬年先生是我们大家的好老师，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们人生的幸运。学做他那样的“四有”好老师，是我们广大教师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