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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像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那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那么我们需要大量优秀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通过国际新闻传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已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谈到外交记者的资格与准备问题时，提出“品性为第一要素”。“品性”是一种人格素养，也是新闻传播者做好新闻工作的前提。我国传统教育重视“立人”，目的是培养有灵魂的专业人才。对于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而言，“立人”首先是培养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专业人才。新闻人的政治素质集中体现于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情感。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说：“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记者，非有高度的牺牲精神不为功。”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新闻人才成长有一个基本规律：一流的政治素质造就一流的新闻家。中国近代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开时代先声的梁启超，引领时代思潮的邵飘萍、张季鸾、范长江、邹韬奋、邓拓和穆青等名记者的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有坚实的中国文化根基，具备深厚的东西方文化素养。文化根基是精神血脉，也是国际新闻传播人才走向世界的文化基点。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具有“国际化视野”，重要的是搞清这种国际视野是站在什么文化基点上的“国际视野”。我认为，没有民族文化根基，不懂自身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很难深入体味、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人就会在复杂的全球传播格局中迷失自我。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学术界出现了一种神化“新媒体”、新技术的趋向。有新技术、有先进的传播工具，不等于有灵魂，不等于有新闻理想和专业精神。技术可以很快掌握，灵魂与思想的成熟需长期的文化浸润。政治素养和人文基础打不好，新闻人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在今天，新闻理想和专业精神培养仍是不可忽视的内容。新闻发展史证明，新闻学科专业精神和专业价值多来源于人文学科，因此新闻教育不应停留于技术层面。近百年来的中国新闻教育的基本共性是，把人文学科的教育作为专业基础工程。如复旦大学的“古典（东西方文化传统）、经典（东西方经典）、文笔（新闻实践与创新能力）”新闻教育思路，清华大学“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理念等，都旨在激发学生在专业领域的“文化自觉”。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新闻专业开设的新闻采写等课程进行了一些探索，在教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模拟融合媒体的试验引入新闻教学，强化了专业的实践性。
没有一流的科研水平，就没有一流的教学。为什么研究学问？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还有缺陷，国际新闻传播还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这要求学者有社会责任感，有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就国际新闻传播历史而言，从1815年西方传教士马礼逊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至今，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已走过两个世纪的历程，留下了丰富的学术矿藏。在新闻与传播理论方面，可结合中国国际传播的历史和现实，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新闻与传播理论，从而抢占学术领域的制高点。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历史中有不少问题、现象、规律亟待研究，把这些问题提升到学理层面，需要在开阔的国际视野中建构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史。
如何贴近实践开展有价值的研究，并通过科研提升教学水平？我认为，首先要依据优势，找准学术研究的“潜在”点，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特色。譬如，近代西方国家在华垄断新闻传播80年之久，创办报刊200多种，其历史仍是研究的薄弱地带，这些领域有待开拓。再如，国际化的新闻传播走过了两个多世纪，探索其中的规律，并提升到学理的层面，大有文章可做。其次，增强文化自信和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意识，杜绝“食洋不化”，盲目照搬西方理论与方法。如对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这段历史中的学术矿藏，如何进行学理化提升，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新闻与传播理论，发展完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等，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除此之外，科研团队建设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点发展迅速。有的教师是从技术学科里来的，人文素养缺乏，教学上偏重传媒技术。一些师资专业学术底子薄，又没有新闻业务实践背景，教学上纸上谈兵，研究上抄来抄去。鉴于此，有必要建立一支适合专业发展的科研和教学队伍，通过研究平台凝聚科研力量，发挥各自优势，激发科研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