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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万帅 绘 |
伴随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随迁子女如何受教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无法绕过的问题。特别是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当前基本情况如何，存在怎样的问题，需要做哪些改进？上海师范大学“中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课题组”对此展开调查，并于近期完成了研究报告。
课题组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陆建非教授认为，当前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基本处于“边缘地带”，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要成为“中心舞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日，记者专访了陆建非，力图探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随迁子女学前教育基本属于“边缘地带”
记者：为什么课题组要关注中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状况？这个问题具有怎样的现实针对性？
陆建非：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快速大幅增长是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个极其明显的特点。如最新或2022（历届）年上海有2400多万常住人口，其中外来人口占比41%。部分地区教育资源的存量无法适应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特点，带来入园难、入托难的状况。
开展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增进都市文明与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状况决定着明天都市居民素质，关注他们也就是关爱中国都市的未来。
记者：在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政策与管理制度层面，主要大城市做得怎么样？近些年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轨迹？
陆建非：近十几年来，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在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政策上大致经历了从“政府不管”到“管理边缘化”的转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行政治理模式，政府尚未明确由哪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对具体城市而言，所出台的政策大都是原则性的，鼓励所辖区县分别开展符合区域特点的多元化治理模式。
不少城市出台了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但更多关注义务教育及义务教育后阶段，学前教育基本属于“边缘地带”，更极少有“纲要”出现“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字样。对于针对随迁子女开展学前教育的机构名称，各地叫法不一，上海通常称为“民办三级幼儿园”或“看护点”，深圳称为“普惠幼儿园”。
记者：在随迁子女入园的外部管理方面，通过调查发现存在怎样的问题？
陆建非：随迁子女入园管理在行政上出现多元主体，有的隶属于乡镇教育办公室，有的隶属于街道，卫生管理归口卫生局，教育教学业务归口教育局，多头共管导致呈现出松散和混乱状态。教育局对于看护点的行政管理注重卫生与安全检查，不时关闭一些条件较差的，基本不提供园长培训或教师培训等业务学习活动，教育局的工作汇报中也很少提及看护点对教育的贡献度。这种管理主体多元、以管控管治为主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很不利于看护点的运行发展。
“打工者”心态导致教师育人行为出现偏差
记者：当前，以随迁子女入读为主的幼儿园在内部管理上呈现怎样的特点，特别是存在哪些局限？
陆建非：幼儿园、看护点内部行政管理不同主体价值取向不一，影响着办学质量，制约了管理的整体水平。对于以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幼儿园常存在一些矛盾关系，即经营者和管理者、雇主与被雇佣者的关系。举办者、经营者价值取向以营利为主，而管理者价值取向以人为主，两者相违背时，“营利至上”的价值观会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不利于育人目标的实现。
此外，管理者自身结构性缺失也制约着管理水平的提升。这些幼儿园管理者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水平较低，缺乏专业性领导能力，发展规划不清晰，对幼儿园或看护点的管理侧重于眼前。他们也往往缺乏业界的指导与培训。
记者：在教师配备方面，随迁子女入读的幼儿园、看护点情况怎么样？
陆建非：当前，随迁子女入读的幼儿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师流动频繁，幼儿园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这里的教师大多不具有教师资格证或不是学前教育专业出身，他们很少接受培训，缺乏与外界交流业务的机会。从年龄上看，教师以20－25岁的未婚大中专院校女性毕业生为主，70%的教师工龄在3年以内；而保育员以年龄偏大的“奶奶、阿姨”为主。不少教师积累了经验，变为成熟型教师后就跳槽到其他幼儿园，或者回原籍参加入编选拔，也有的流失到其他行业。所以这些幼儿园、看护点成了“无经验教师的成长基地”。
大城市以随迁子女入读为主的幼儿园还存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外地人教外地人的都市文化孤岛”。以上海为例，这些幼儿园的教师基本是外地毕业生，几乎没有上海本地户籍教师。教师们操着乡音教学，有时师幼籍贯来源比较一致，幼儿听到方言也觉得很习惯。如此一来，上海的城市精神和文化就难以融入校园和课堂，容易造成社会阶层的隔阂，成为都市发展的隐患。
记者：现在，人们不时听说民办园存在教师打骂孩子的现象。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陆建非：打骂孩子现象令人痛心，频频出现在随迁子女入读的幼儿园里，背后有一些深层的缘由。调查研究发现，教师复杂化的职业认同与背离是重要原因。不少教师表现出对职业身份认同的迷茫，一方面觉得是教师，另一方面又觉得是普通的打工者，导致育人行为出现偏差。这种心态有时会影响到他们发脾气、打骂孩子，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只是一个打工者，大不了被开除，可以去其他民办幼儿园。
当然，导致这种“打工者”心态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教师的待遇普遍较低，大致为每月2000－3000元，往往不提供社保医疗等待遇。这样的收入水平难以使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
保障幼儿入园政府应当有所作为
记者：在提升随迁子女入读的幼儿园办学水平方面，当前政府部门需要做哪些改进工作？
陆建非：学前教育在行政管理上仍处于边缘化状态，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基本是“看菜吃饭”，有多余的就给一些，没多余的就过紧日子。就现实需求而言，各级政府的管理效能和行政干预力度还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政府亟需从“精英优配”向“弱势补偿”转变，缩小城乡教育投入和质量的差距。政府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
记者：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陆建非：确实，地方政府应改革教育财政的拨款方式，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更多的机会与质量保证。例如，可以实行“生均拨款制度”，不分公办园还是民办园，按照其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数量拨付相应的财政经费。也可以实行教育券制度，将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按生均经费标准直接分配给流动幼儿家庭，由幼儿及其家长自由选择幼儿园。
记者：在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方面，政府可以有怎样的作为？
陆建非：一方面，政府可以推进认定普惠性民办园、民办三级园，通过第三方评估，遴选出遵纪守法、质量尚可的幼儿园，加大扶持力度。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幼儿园发展。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民办幼儿园的办园“门槛”。通过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公办学校转制、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办学形式，动员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事业中。
记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大城市往往面临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导致城市融入感差，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陆建非：有的幼儿园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收取“借读费”“赞助费”等不合理费用，对于这种现象，政府应严查。这种收费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性规定，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政府理应做到对所有受教育者一视同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