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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上大学网与百度安全共同发布《上大学网第五批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总共揭露全国73所虚假大学。自最新或2022（历届）年以来，上大学网逐年发布虚假大学警示榜，至此已经曝光5批共计400余所虚假大学。这些“野鸡大学”通过各种手段，骗取考生入学，或者直接贩卖假文凭，标价从150到4500元不等。
“野鸡”为何总能充“凤凰”？
与去年公布的118所“野鸡大学”相比，今年的曝光数量略有减少。但不能不正视的是，被曝光的数量并不等于“野鸡大学”的总量。被曝光的虚假大学仅仅是被发现并被确认的部分，“野鸡大学”的真实数量并不确定，而且许多“大学”只是换了个地名，如“同济医科大学”只是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几年来，被曝光的虚假大学总量不小，而许多“大学”被曝光后改头换面又再次“凤凰涅槃”。为什么“野鸡”总能充“凤凰”？曝光也总是依靠媒体的“主动作为”？管理者、教育者和社会都应深刻反思。
虚假大学屡禁不止，首先暴露出相关部门的监管漏洞。应当说，虚假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可以跟进管理的痕迹，甚至许多是由“正规培训机构”所主办的。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哪怕“野鸡”满天飞，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哪个地方真正重拳出手，在打击“野鸡大学”上取得了成效。所谓无人举报难受理、“游击战术”难跟进等说辞，难卸失职之责。
教育者失位也属重要因素。识别“野鸡大学”其实并不需要多么专业的知识，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基本认定。而对于教育机构，特别是对高考考生负有特别责任的高中学校来说，帮助考生识别真伪高校，应当是基本职责之一。学校组织专人对可疑高校进行核实，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查一查这些“高校”的网站就基本可以识别。在对学生的志愿填报教育中，也应教会学生对“野鸡大学”进行甄别。
从根源上说，“野鸡大学”的产生，主要是高等教育资源缺乏，造成在教育市场上的消费端有着巨大的需求。这些“野鸡大学”所面对的消费群体，都是学习成绩相对较差、高考不理想的低分考生。由于社会普遍追逐高学历高文凭，许多本应去职业学校学一技之长、走更务实道路的考生，依然渴望着走一条通往高校的捷径。同时，由于相信“后门”的存在，为自己低分上大学找到了可能的依据。在社会的鼓励和考生的自我“脑补”中，“野鸡”也就趁机化为一只只“凤凰”，飞向这些充满希望的低分考生。
要切断“野鸡大学”的“涅槃”之源，让虚假大学失去生存土壤，必须形成相关部门监管打击、教育机构精确识别、加强对考生识别能力和报考指导等系统措施。要真正对“野鸡大学”进行严厉打击，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教育机构要为学生把好关，准确提供正规大学招生名单，在教育中上好识别课，使“野鸡大学”的招生行为无用。若能如此系统施策，“野鸡大学”才会失去生存土壤，不再需要媒体每年进行挂一漏万的警示提醒。（作者廖德凯，原载蒲公英评论，有删改）
要曝光更要法律严惩
作为一家民间高考咨询服务平台，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对虚假大学进行曝光，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值得肯定。
但并非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能看到这份虚假大学名单，尤其是对于那些地处偏远地区的考生和家长来说，上网没有那么方便。即便有上网的机会，也未必那么巧能看到这份名单的存在。再加上这些虚假大学的名字往往起得非常“高大上”，喜欢和当前的热门专业挂钩，动辄冠之以“经济”“管理”“外贸”“信息”等字样，极具欺骗性和诱惑性。对于一些没有考入正规大学但又想上大学的考生来说，稍有不慎就会中了圈套。
对于虚假大学，曝光很好，但只有曝光还远远不够。尤其是这些名单上的大学，几乎年年都上榜，已经是老面孔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有关部门查处与取缔的力度不够，所以它们才如此有恃无恐，年年高考前后都跳出来招摇撞骗。
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这些虚假大学在域名注册、虚拟主机等网站建设的手续，在大陆以外的很多供货商那里方便快捷，这也导致了中国虚假大学“年年喊打，年年更多”。但越是这样，越应该加大查处和取缔的力度。在查处与取缔的过程中，既需要如“上大学网”这样的社会企业密切配合，比如把有关虚假大学的名单、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同时也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比如教育部门、网络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等之间的密切合作，采用各种手段对这些虚假大学进行围追堵截，关闭他们设立的虚假大学网站，不给它们露面的机会，在这个基础之上深挖背后的违法犯罪分子，对他们给予法律的严惩。（作者苑广阔，原载《南国都市报》，有删改）
最该追究的是 监管责任
一些虚假大学的常年存在，无疑比虚假大学本身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被媒体反复报道后，这些李鬼式大学还能坚挺不倒？为什么它们还有数目可观的生源？
网上的一种观点是，虚假大学的经年存在，主要是因为社会中长久不衰的文凭意识。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然而，在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社会里，追求文凭和学历是一种错误吗？按此推论，要让虚假大学消失，责任其实在于受骗者？
讨论虚假大学最应该探讨什么？显然依旧是监管问题。报道中有一个细节是，被假冒的大学表示自己“很无奈”，教育部门则表示无管辖义务，公安部门则强调无报案难受理。由此来看，明显涉嫌欺诈的虚假大学，竟然处于某种监管真空中。如果说一次的行骗得逞具有偶然性，那么多年间同一所学校相似的行骗手段也能成功，就只能验证了相关治理的发力迟缓。
在所有的社会行骗手段中，虚假招生其实是危害性极大和不能容忍的一种。因为它欺骗的是那些刚刚毕业的高中生，赔上的可能是这些年轻人的四年，乃至一生的前途。而一个有希望的社会，最不能辜负的就是年轻的面孔。唯愿“虚假大学预警名单”不再在下一年出现，唯愿监管者出台切实行动，最终走出当前“只能预防”的虚假大学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