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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又从事了多年教育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先后担任过多届苏州市、江苏省和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我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年任期满届后,最新或2022(历届)年3月,我再次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回望自己的履职经历,我清晰感受到压在肩头沉甸甸的使命——如果岁月代表一种坚守,那么只要行动就会有收获。
在两会这个平台上这么多年,教育问题一直是我非常关心的,为此也提过很多提案和建议。
去年,我特别关心的是教育的供给侧改革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高端教育需求外溢严重,留学低龄化趋势日趋显著。
说起来,这个话题是我们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最先关注的,为此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调研,并形成了一份关于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关注小留学生的问题。
小学生就申请留学?是的,在我的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我的一些朋友把尚在小学阶段的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有的是家里人出去陪读,也有的孩子很小就独自生活在国外,还有的家庭从小就不让孩子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而是在家自学,孩子稍微长大一点直接送到国外去读书。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从最新或2022(历届)年7月至最新或2022(历届)年2月,在美国接受基础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增长了23.5%,接受高中教育的增长了50%,这还只是留学美国的数据,还有大量去英国等其他国家学习的孩子,由此可见留学低龄化趋势之显著。
低龄留学,对家长、孩子都有一定的风险,有的还出现了“水土不服、被迫回流”等现象。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也很难想象低龄青少年能在境外培养出“中国心”。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家庭热衷于送低龄孩子出国读书呢?
这几年我做了一些分析和调研后发现:躲避国内激烈的高考竞争、对于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不认可、对未来就业形势的担忧等,都是构成目前出国留学低龄化的重要原因。不过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教育供给端产品的不足,缺乏具有国际适应力和竞争力的优质教育资源,民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造成了外溢。
因此我们建议,要促进教育多样化发展,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多种办学模式,办好具有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品质的中国教育,努力把高端教育需求留在国内。同时,还要促进教育事业和教育服务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创新和扩大教育服务多样化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