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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称，中国正在推动丰富其全国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让教师们远离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目的是培养认知灵活和更具社会责任感的毕业生。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12月14日报道，中国现在已经重塑了其国家考试，侧重于更广泛的主题和认知技能，反过来能够远离教师为主导的授课方式。新的测试要求学生使用复杂的分析能力，具备横跨各学科的更广阔的混合性知识。除了数学、语文和英语等成绩，学生们选修的课程的成绩将首次列入高考成绩。而顶尖大学在筛选申请时，必须把个人对当地社区的服务考虑在内。
事实上，中国在保持高要求的同时，正在拓宽教育议程，它吸纳内容广泛的教育理念，从约翰·杜威的理念到毛泽东思想等。
报道称，自从10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考试（过去叫科举，现在叫高考）一直是在中国社会中平步青云的途径。“对我来说，考试可能没有用。”26岁的研究生海燕（音）对我说，“但如果考得不好，我就无法实现向上移动。”她说，她来自一个有200户人家的乡村，当年的高考成绩是全县第4名，令人艳羡地进入了顶尖的北京大学。
学习的渴望与古老的考试交织在一起，更不用说长期以来儒家对读书识字的信仰仍然深深植根于文化之中。现在，这种模式继续生产出千篇一律的数学神童以及让人难忘的毕业生，至少他们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傲人成绩让人难忘。上海学生每年与芬兰和新加坡的学生竞争在国际经合组织教育排行榜上的名次。但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说教式的教学和刻板的考试可以说没有产生推动技术创新或者设计突破的年轻人。中国在艺术、文化发明或者学术研究方面仍然远远落在后面。除了极少数鼓舞人心的小说作家之外，该国很少看到人文方面出现备受瞩目的人物。
报道称，由于考大学相当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2008年至2010年之间，参加高考的高中生数量已经从1050万降至930万。越来越多的优异学生为躲避“压力山大”的高考，而是选择到海外就读，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暴发户的后代。中国雄心勃勃的高校招生改革现在向中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仅仅靠死记硬背可能不足以确保进入高等学府。
但是，中国重新缔造的考试能否真正让教师们从填鸭式教育转向分析和批判性思维尚不得而知。
报道说，然而，少数公立学校已经通过“学习型课堂”来实践所谓的西式教学策略。中国教授韩立夫（音）说，学生们开展应用项目或者解决社区问题，而校长们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培养“平等友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新毕业的教师在更加自治的“重点院校”谋求工作，这些学校有点像美国的特许学校。它们由政府资助，但是拥有“决定如何教学生的自由”。这些日益进步的学校要求学生研究复杂的主题，深入探讨多元化文学，并且英语流利。它们吸引了北京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后代以及企业和政府精英们的子女——这些孩子通常去海外读大学。
报道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越来越多地询问如何让他们的孩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和灵活的经济做准备。而且，关于教育的核心目标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刺激这些争论的是一个日益破损的社会结构：蔬菜推车在城市的街道上躲闪着漂亮时髦的宝马车，外来务工的子女（在人满为患的北京，外来务工家庭占据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基本上被排除在高质量的公立学校之外。
这促使人们呼吁中国教师培养学生的个性，让他们成为全面人才，而不是被迫挤上“独木桥”，基于一次考试成绩而在大学获得一席之地。北京已批准了改革，旨在减轻负担，其中一项是把一天的上课时间缩减两个小时。即使压力减轻，中国学生仍然每晚比全球其他同龄人平均少睡一个半小时。
最终，尽管在更广泛的社会推动之下，中国的家庭在抚养子女时很难轻松下来，尤其是父母双方都必须努力工作以使得收支平衡时。许多人要支付辅导班、文体活动和音乐课的费用，以便让子女拥有竞争优势。“在北京抚养一个孩子实在是太贵了。”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赵飞（音）说。
在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改革以及对学校寄予新的厚望之际，中国领导人谈到把教育的“第三种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
佳佳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他现在上海郊外教师范生。他说：“我们不能只是对西式教育进行全盘照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我们抱有信心的新模式。”当问起他这种前所未有的教育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时，他苦笑着回答说：“我们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