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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背起行囊向家人道别之后，头也不回地上了一辆出租车的场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不想说那是因为幼稚，因为一个走向北大的堂堂七尺男儿，实在不廿于和“幼稚”联系起来。可是四年求学之路走下来，发现有一些烙印就是那样深刻地印在我的皮肤上，我的一举一动中，我的心里。有些软绵绵的东西和我强壮的肢体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曾经以为永远脱离的东西，其实一生在其掌握之中。就像神通广大年轻力壮的瑚缈无论如何也逃不出睿智狡黯的老前辈的手心。 对于家庭的叛逆之情在我是与生俱来的。小时候，行伍出身的父亲总是像对待他手下的战士一样训练我，教导我。早睡早起这种占已有之的训诫自不必说，吃饭走路时手的不同位置和姿势可谓一言难尽，如果说晨跑的习惯我还能坚持的话，则冬泳对我而言实在不可忍受。
父亲不是那种喜欢把自己的喜悦和满足直言不讳的人，但他会加倍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失望。实践在我的身上，就是粗暴的责备。好在他并没有更为严重的体罚，但仅此已经让我不可忍受。而母亲的过于逆来顺受和对我们父子二人的一味迁就也使我有几乎窒息的感觉。小学的时候，我放学后总是“必须”在一定的钟点回家，包括周末也不可以和朋友们去踢踢球，喝喝汽水;中学的时候，我仍然没有零用钱，不能买自己喜欢的护腕，不能请女孩子吃冰淇淋。我当然知道，踢足球和“泡妞”不是什么必须做的事情，但是就因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许多“不能做”的事情对我而言都成了诱惑。读的书是父亲指定的，虽然偌大个书柜里的其他书已经被我偷看了大部分;写日记也要有一定的长度限制，每天被检查 ……我想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按父亲的意思填报家乡的军事院校，而是选择远隔千里的北京大学这所素以“以人为本”著称的大学，也是为了尽量脱离父亲“势力所及”的范围，脱离家庭的控制。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每周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每月写一封信，次数实在不能算多，但是已经像是例行公事。父亲在电话里依然叮嘱我不要和哥们儿去喝酒，不要过早找女朋友，甚而至于研究学校的地图，都给我规定了一条从宿舍到湖边的晨跑路线。母亲就是一味地提到气候变化，伙食状况云云。其实别的父母应该也是大致如此，只不过在我的眼里，这些尤其不可忍受。后来我的家信还是写，电话却不怎么打了。 最最简单的政治经济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说话的权力，也没有真正独立的可能。我的兼职轨迹从家庭教师做到律师事务所助理。到大二下学期，我已经扬言不再向家里索要一分钱，而这时，我不见父母已经整整一年，包括春节。春节不回家的理由是准备一篇学术论文不可中途罢手。
父亲没说别的，只告诉我务必做到最好。母亲掉了几滴眼泪(放下电话后，应该不止几滴)，仍然叮嘱我照顾好自己。在那个清冽的冬夜，我蜷缩在宿舍的一角，吃着中午从食堂打回来的凉饺子，有种慷慨高歌的悲壮欲望。出去踩踩北京的除夕雪，发现并没有像东北老家的大雪那样吱吱做响，也许这里的雪也知道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注定是个外乡人，因此不作配合。而我的野心，我的脱离家庭的野心在那一刻也曾经有所收敛二 大二下学期，我觉得自己赚够了一笔钱，于是出去租了一间房子，开始过真正独立的生活。那时我有一个现在看来显然是没心没肺的女朋友，她经常去看望我，玩乐，购物，我们都对家庭只字不提。我在家信里没有说过赚钱的事，更没有提及我的房子。在这期间，父亲打过几个电话到寝室找我而不得，在和我通话的时候就显得有些愤愤然，明里暗里提醒我注意个人生活问题。母亲的精神也大不如前，电话里听起来有点萎靡。那正是我在学业、上作、爱情上三丰收的时候，显然被这些虚假的幸福冲昏了头脑，也就对他们电话里的种种潜台词故作惜懂。
然后我在某个从学校到房子的夜里遭遇了一场抢劫。 这确乎是一场抢劫，我的没有设置密码的ATM卡，我的新手机，我的证件，还有从我胳膊上刀刺的伤口中流出的大量血液，悉数丧失。在哥们儿的帮助下，我一无所有地搬回了寝室，几天没有去上课。破案的工作进展很慢，如果父亲在场一定会大发雷霆，可是这时他不在，没有人为我抛头露面。我的后现代的女朋友照顾了我两次就似乎从人间蒸发掉了，听说很快“傍”了一个留学生，我开始在梦中重新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和无所求索的宽容。曾经以为自己成了顶天立地的一个男人，可是这一次打击，却使我仿佛 “年轻”了十岁。我不再意气风发，我也不再风流调搅，勉强应付每天的课程之外，我就坐在未名湖边发呆。按理说我没有丧失什么，因为一切损失都可能被追回。
但是在和那个歹徒搏斗的过程中，我的头脑里始终有这样一种期待:强壮的父亲突然出现。他的一身正气就足以把歹徒吓退，不像我一副学生不学生，白领不白领的“衰” 样。梦中母亲也总是出现，像小时侯一样抚摩着我的天灵盖，嘴里念念有词:“摸摸毛儿，吓不着;摸头心儿，吓一阵儿”……大学以来，我想我掉进了自己欣欣然挖置的陷阱中，还怡然自得，志得意满。我放弃了最可宝贵的，追逐着无关紧要的。这一次，我真的害怕了。 突然的决定是买火车票回家。 请了一周的假。用所剩不多的打工积蓄，买了两条羊绒围巾预备送给父母。然后就打道回乡了。当我出现在父母面前时，母亲泪如泉涌，拥住我看个不停;父亲没说什么，只是默默接过我手中瘪瘪的行李袋，全然不理会我说的“爸，不沉，我来”。在家里住了一周，每天早晨监督父母戴好我买的围巾去上班，然后像个女孩子一样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晚仁去厨房骚扰一下乐颠颠地做饭的母亲，然后和父亲坐在电视机旁等待开饭……在临返校的前一个晚上，父亲像我高中时一样，背着手，挺着笔直的腰板走进我的房间。他清了清嗓子，不动声色地说:“吃了什么亏，说说吧?”我当时有点发呆。随即开始讲述我这一年来的生活际遇，成绩和失败无一遗漏，诚实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父亲好像听得有滋有味，随着我的叙述变换着表情。我惊讶地发现，他脸上和缓的表情明显比从前多，而严肃起来的时候也不再让我惧怕。当我讲完遭遇抢劫的故事，父亲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竟然询问我歹徒当时的动作和语言，我一一详述。我每说一样，父亲就站起身来，比划着说:“我不是教过你吗?这样·，·…再这样……可以防止对方从下面攻击……这样是锁住喉咙的……”温馨灯光下他的身影，和我当时期待的一模一样。我们以笑声结束这次谈话，临了，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休息吧。”走到门口，又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说道:“男人嘛，吃点万是好事。别总当个事儿!” 那个晚上我睡得很香甜。梦中有母亲来为我掖好被角，挣扎着睁开眼睛正好看到母亲转身出去的身影。 送我上火车的时候，母亲还特地说:“今年争取把论文早点写完，回家过年!”
这话让我鼻子有点发酸—今年是真正有论文要写的，可是应该不差过年那几天。“嗯，我会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出我这句话一诺千金的性质。家是用来躲风避雨的，风雨常有， 所以家的地位永远不可动摇。一个人羽翼再丰满，在父母面前也永 远是一副傲傲待哺的形象。即使这个世界风云变幻，即使我们有一天头角峥嵘，但是总有些东西不会改变，比如每一对父母都对子女敞开胸怀，比如每一个孩子都永远不会长大。不长大是一种福气，说明还有人愿意让你承欢膝下，让你悠意妄为，而他们只会报之以微笑和指点。对于不会长大的孩子来说，父母没有废话，只有心意。我庆幸自己只用了两年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而有的孩子明明没有长大，却试图用似乎已经坚硬起来的长牙利嘴和铁石心肠把父母的一切善意都否定掉。在跨进大学门槛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陷阱”，真正天性未泯的好孩子即使掉进去也能爬上来。我把它当作大学赋予我的一种财富。 那年除夕，有一位我同乡的女歌手在春节晚会上唱红了一首歌，也唱红了自己，那首歌叫做《常回家看看》。我搂住妈妈问歌里说的对不对，妈妈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