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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时候真是疯。我们这些七七、七八级的学生在考进北大之前，大都已经在社会上滚了许多年，手上厚厚的茧子，脸上淡淡的皱纹，可那童心就像久被关在瓶子里的魔鬼，一放出来，膨胀得可怕。读书要拼命，玩起来也要拼命。什么野炊啦，自行车旅游啦，办刊物哇，搞文学社呀，闹腾得很。到了大学三年级，我们突然决定，要演戏了。 记不起谁最先提起这个事的。好像是校学生会来了个干事，说年底要进行北京市高校学生话剧汇演，问我们谁会演戏。演戏有什么会不会的，不就是敢不敢上台的问题吗。我们回答得很冲。两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已经在全校出了名，外面光传我们中间有多少多少能人，多少多少才子，连出小戏都演不了，不叫人笑话啦。再说，演戏本身是件极新鲜，极热闹，极开心的事呢。 听说我们要演戏，好多人给我们送来他们写的剧本。我们选来选去都没有太中意的，只得先定下两个，一个叫了海滨来客》，是外系学生写的，一个叫《美丽的爱情》是班里同学李春写的。
《海滨来客》讲的是一位部长的女儿到某海滨她父母旧日的老部下家中度假。消息被一伙匪徒得知，他们拟定了一个劫持计划。女匪首亲自出马，化装成部长女儿的模样，同时出现在那个老部下的家中，两个姑娘真假难辨，闹出一连串荒唐、滑稽的笑话。我演真的部长女儿，黄蓓佳演那个假的，由于台词写得不甚合意，我们决定每个演员根据情节即兴创作。结果，到了正式演出，每演一场，台词都有一定的变动，这随机应变而产生的火花，常给人妙语横生的感觉，逗得观众乐不可支。记得当时观众最喜欢剧中那个警察的角色。他是由新闻专业的杨迎明扮演的。杨迎明很壮实，高身量，黑而胖，穿上一身警服，歪戴帽子，一口地道的京腔儿加俏皮话，一举手一投足活像个国民党兵痞。只要他张嘴说话，台底下便拍手跺脚，反应极其热烈。就连其他演员也常被他弄得忍俊不已。
演戏是最忌“笑场”的，万一哪个演员在关键情节“扑味”笑出声，买卖就砸了。所以我们不止一次警告杨迎明“悠着点儿”。不过这也真不容易，甚至挺痛苦。比方说戏演到尾声，有一情节要求女匪首掏出手枪对众人进行诱惑、恐吓。我们每每看到黄蓓佳摸着一把玩具手枪张牙舞爪，心里都笑岔了气，只好拼命忍住，坚持到大幕拉上，才抱着肚子滚倒在台子中央。《美丽的爱情》也是部小喜剧，角色大都是由我们班上的同学扮演的。演员演得很松弛，本子的生活气息也较浓，所以剧场效果相当不错。这两部戏连演了一个星期，场场“爆满”，我们都很得意。 好在我们并没有被初步的胜利冲昏头脑。
我们明白，这两部戏仅仅流十“闹”的形式，演员开心，观众也开心，其他方 。。。。。。。。。。。。。。。。。。。。。。。。 班扭肠拼犯妞扮翻口且妇抓且月翻具演戏面却幼稚得很。真要把这种戏推上去参加大学生汇演，未免 “丢份”。正当我们愁得厉害的时候，班里同学陈建功自告奋勇，答应专门为我们写个本子。 陈建功在学校可是有名人物，小说写得好，全国得奖，为人又稳重。他曾搞过话剧、电影剧本，写部独幕剧，当然手到擒来。我们眼巴巴盼着，觉得那几日他的表情格外严肃、认真。 剧本脱稿，名字叫“良心”。我们传阅一遍，一致首肯。剧本反映的问题在当时看，是较尖锐的。 一个和睦的家庭。慈父娇女，姐妹相爱。然而，这种温馨气氛却因一位上访的瞎老人的出现，被破坏了。老人是为自己二十多年前蒙冤而死的女儿上访告状的。面对瞎老人的哭诉，在某政府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父亲显得神色惶惑，原来，他就是二十多年前制造那起冤案的元凶。能够揭露这个事实的惟一证据，是老人女儿留下的一封信，围绕着这封信，故事展开了 ……显然，这个剧本的政治性很强，但它又不是生硬的说理，而是以情感人，所以具有相当吸引力。大学生的神经是最为敏感的，我们在创作冲动之余，深知这个剧本将在观众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角色定一了。曾在《美丽的爱情》中扮演父亲的刘志达，在这部戏里仍演父亲，从没演过戏，但浑身都是文艺细胞的李彤，承担了瞎老人的角色，黄蓓佳演姐姐，我演妹妹。
排练没有开始，学校里已经纷纷扬扬传说七七级文学专业新搞的话剧如何如何。每次对台词，无论地点在哪儿，都有人赶来旁听，弄得我们怪紧张的，也格外卖力。不过，对这个戏最上心的还属陈建功。他是排练的必到者，核心人物，常对我们提出想法和要求，使我们对他的话不得不做深沉状。为了增加我们的悟性，陈建功专门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请了一位老导演给我们排戏。 老导演抱着胳膊坐在台下，我们一段段地演给他看，不时被他叫停。“你应该这样，这样……”“应该自信，放松，认为专业演员也不如自己……”我们似懂非懂地点头，可要立马儿在这位真正的导演面前建立起超过专业演员的优越感来，还费点劲儿。那位导演对李彤的表演最感兴趣。他叫住李彤，询问李彤看过几回话剧《茶馆》。李彤答，七、八回吧。他点头，称李彤的表演活脱《茶馆》里于是之的模样。
我们细看，果然偷了《茶馆》最后一幕里那位穷愁潦倒的老掌柜的形神，闭着眼听，简直可以以其之假，乱于是之之真。我们惋惜于是之没能看我们排戏，不然，他定会为自己多了个传人而高兴。 戏排好了，贴出老大的海报。学校领导，学生会干部和许多中文系老师都来看我们的首场演出。办公楼礼堂坐得满满的。我们从幕缝中偷偷向下瞥，心里的滋味竟和前几次演戏大不一样。音乐起，大幕缓缓拉开，我觉着我的腿肚子开始哆嗦了。戏演了一会儿，我发现“爸爸”和“姐姐”的情绪也都不那么正常。刘志达说着说着，竟然忘了回台词，急得我和黄蓓佳直眨眼睛。好不容易，握到假“于是之”上场了。他一露面，就跌跌撞撞地扑向刘志达，喊了声“首长”。刘志达扶住他，说:“不要叫首长，叫同志吧。”“是人就是我们的首长啊!”李彤的话音刚落，台下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们都惜了。来不及细想，仿佛打了针吗啡，我们顿时来了精神。往下一切都顺顺当当的。一个个的自我感觉那份儿好，到剧终时，每个人都快演“疯”了。台下反应和我们一样热烈，几乎隔不多久，便有一阵掌声。演出结束后，我们走下台，看到谢冕、陈贻掀、马振芳等几位中文系老师的眼里都嘀着热泪。当然，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张剑福，他平时最怕我们翘尾巴的，所以总敲打我们。
这回他却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我们一共在学校演了四场。那几天走到哪儿，都听到有人议论我们的戏。 大学生话剧汇演的日子到了。我们一大早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已经是十二月底，天气相当冷。我们裹着大衣东跑西颠，打听化妆室在哪儿?一共有多少学校参加汇演?评委是准?中午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一切没有明确答复，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进化妆室。因为占用的地盘大小和别的学校争执了几句;又因为把我们的戏排在靠后面，下午才能演，我们冲汇演工作人员嚷嚷起来。明知嚷没用，可还想嚷几句，仿佛这样才能稳住神儿，心里才踏实。看看别的学校，不得不承认人家的气派:全套的化妆用品，专业的化妆师还带着电吹风。新做的行头，衣服拎起来连个褶儿都没有。布景是一流的，做道具用的豪华沙发得四、五个人抬。我们呢，衣服是家常的，布景只有一张方桌，两把椅子。
往好里说，是现代派;往坏里想，是穷酸。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了，仍觉得效果没有学校时好。谢了幕，我急着问陈建功，“怎么样?’’“不错，不错。”听他答话，我却感到言不由衷。卸妆的时候，有两个学校跑到后台向我们要剧本。见他们那样诚恳，我们才稍稍恢复了自信心。 汇演结束了，评选结果要待一个星期后揭晓。我们回到学校，面临紧张的期末复习考试，一时也顾不了其他的事。可消息还是不断传来。听说我们获奖了，一等奖，有奖状，有奖品。又听说对我们这个戏有争议，政治上太露骨，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后来，传说电视台要转播我们的戏，我们都兴奋一阵。等来等去音信渺茫，我们便凉下来。演戏毕竟是演戏嘛。 离开北大到出版社当编辑已经好几年，经常天南地北地出差，免不了碰上几个校友。知姓名的，面熟的是少数。可只要他们提一句“过去看过你演戏”，我心里总要“坪”地撞一下，好像是发生了感情共振，忍不住要抓住对方，亲热地“侃”一番:那时我们在北大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