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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对门，住着一位老人。她叫刘剑萍，60多岁，无儿无女，孑然一身，靠摆书摊和政府的救济度日。 丈夫早年去了台湾，一晃40年杳无音信。她起初焦急地等啊，盼啊，度日如年。慢慢地，她感觉等候无望，也就死了这份心。 1989年的一天，县对台办的两位同志，找到刘奶奶家，拿出一封信，向她询问一些情况，问信中的旷林强是不是她早年的丈夫。这一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刘奶奶真是又惊又喜了没想到多年的铁树还能开花—丈夫有了音信。 傍晚，刘奶奶拿着信，上我家来了，她想请我帮忙读读信。虽说刘奶奶摆书摊，可她只会数数钱，认字不多。
她知道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成绩不错，因而读信这差事，就非我莫属了。 我自知责无旁贷，展信就要读。不行，这信大多是繁休，而且用语半文半白，看来读这信还得费点神。于是，我就先默认一遍。然后，用通俗的语言，把大意讲给她听:信中叙述了旷林强先生早年不辞而别的愧疚心情和多年来对刘奶奶的思念之情，以及由于诸多客观原因不能和她见面等等。 刘奶奶听着我的讲解，老泪纵横，不时地用手帕擦拭着眼睛。不知是信中的内容勾起了她往日的辛酸，还是被我那绘声绘色的讲解所感染，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末了，我问刘奶奶要不要回信。她说:“要，当然要。你就写:我恨他!”
顿了顿又说:“我也非常想见他。”我遵照她的意思，发挥我这文学社长的特长，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信。写完之后，请她通过。 此后，刘奶奶和她丈夫之间，鸿来雁往，书信不断。当然，刘奶奶这边依然山我代笔。尔后，在回信中，我不再着眼于叙旧，而是更多地向对方介绍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谈些大陆对台湾的态度;用我的笔沟通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殷殷情感。 199。年春节前夕，旷先生终于回到大陆和刘奶奶相见了。第二夭刘奶奶把旷先生领到我家。这位高个子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声音异常激动地说道:“谢谢你，小姑娘，是你帮助我更清楚地认识了大陆。早些年我弃戎经商，在台湾积了点钱，这回我听你的，我要在家乡投资办厂，‘为家乡的繁荣，尽老夫的微薄之力……” 旷老先生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知道，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