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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做好事，会取得好的效果，这已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佛家有言：“种好因就得好果，做善事就有好报。”说的也是这层意思。千百年来，似乎无人对此提出过质疑，然而现实却常爱跟人们的习惯理念开开玩笑……
几年前，我老家的一个外甥向我借了两千元钱。第二年他准备还钱时，恰好他的妹妹也向我借一千元钱买房子。借给亲戚的钱我本来就没打算要，于是便告诉想还钱的外甥：这钱我不要了，你姊妹俩正好每人一千，算是老舅送给你们的一点礼物吧。我自觉这样做姿态不低，可万没想到这却引起了他们兄妹俩的一场大战。哥哥指责妹妹乘机“勒索”，妹妹则感到万分委屈……就这样，原本关系很好的兄妹俩失和，多年不曾上门……
这事发生在我等草芥小民身上，也许不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然而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名人，也难免遇到同样的尴尬。
台湾著名作家刘墉在他的《借你一生》中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他的一位多年不见的洋学生突然打电话给他，请他帮忙解决两支新毛笔。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便让那位学生到家中来挑了两支。那位洋学生要付钱，他却以不知价格为名拒绝收钱，只当作小礼物送给了她。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洋学生又托刘墉的学生代买毛笔。刘不解，“她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呢？”学生告诉他：“她说了，因为您不收他的钱”，所以她不好意思再来找刘墉了。刘在后悔之余，又联想到香港已故明星梅艳芳的遭遇：“‘梅姑’为人豪爽，朋友有求，很少拒绝。但是梅姑往往借出一笔钱，就失去一个朋友，好多朋友反而因此愈走愈远。”因此他感叹说：“借出了钱，借出了朋友。”
以上这些事，只是平常人情来往中的浪花、飞絮，因此影响所及，也只是人际关系的疏密浓淡，与国计民生无涉。但如果事关国家的政策法律，那后果就要严重得多。
《孔子家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穷困老百姓，有的被卖到别国当奴隶。鲁国法律规定，若有人把为奴的鲁国人赎回来，政府给报销赎金。这条法律出台后，大大推动了鲁国人的救赎行动。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富人，他在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了一位鲁国奴隶，便花钱把这个人赎了出来，但他却不愿去政府领赎金。孔子知道这件事后，对子贡进行了严厉批评。在孔子看来，圣人做事，应该起到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作用。子贡为显示自己高风格，不去领赎金，这反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如果大家都像他这样，赎人靠自己掏腰包，政府给钱也不要，那今后谁还愿意赎人？子贡的“义举”虽没有损害自己的行为价值，却损害了国家的法律……果然，子贡的事迹传开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后来的人再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去向政府领取赎金了，因此出钱赎买奴隶的人便越来越少……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做事情，不能仅凭好心、善心；论功过成败，不能只看好事、坏事。要在是否合乎情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顺应民心民意。君不见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毁了那么多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破坏了那么多自然生态环境，干了那么多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蠢事、坏事，可又有哪些不是出自决策者们的“好心”，又有多少不是他们自认为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