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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海啸引发近日国内一场驴唇不对马嘴的争论，始作俑者是以反“伪科学”著称的何作庥院士。何院士“大自然不需要敬畏”的高论甫出，立刻引发一些环保人士前来笔战。而以何为首的“科学派”毫不示弱，出手阔绰地给环保主义者送上“反科学”或“无知”的高帽子。甚至有“科学卫道士”跑到纸帽子顶上练毛笔字，“敬畏大自然岂止是反科学，简直是反人类”！
我之所以说这场争论驴唇不对马嘴，是因为“敬畏派”与“科学派”对“敬畏”二字理解并不相同。前者着重于“敬”。“敬”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契约性质，是互相尊重，只有当“不敬”发生时，才会进入“畏惧”状态。因为毁约者必须考虑到其准备支付的代价。这是人类在想象中与自然达成的契约。而后者则着重于“怕”，它更倾向于将自然与人对立起来，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较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征服而不是分享。
尽管如此，鉴于“驴唇”、“马嘴”都属口腔科，将论战者统一起来并非难事。据笔者有限的文本阅读，可将双方观点概括为“面向死亡，两种体位”。所谓“面向死亡”，是指双方都担心人类会因为自身原因导致毁灭性灾难。不同的是毁灭的姿势：“科学派”指责“敬畏派”是想让人类坐在炕上死掉(所谓“坐以待毙”)；而敬畏派则认为人类以自己为中心目空一切，不过是在追赶死神，迟早要翻大跟头。结果都一样，人类将因为作为或不作为导致“自杀性他杀”，死于自然之手。“科学派”举的例子是“小行星撞地球”，所以研究核武器很有意义，敬畏派则强调当下若不注意保护地球，生态灾难将导致人道灾难，等不到小行星来敲门，地球人在自己屋里早就玩完了。
在这场笔墨官司中，敬畏派略显仓皇。这不在于科学派里既有“院士”又有“斗士”，而是因为他们祭出了“反科学”的大旗，而“敬畏派”自辩时又中了圈套，力图自辩“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
笔者以为，反科学并非不可以。科学是可以反对的，如果不可以反对，科学就堕落成了迷信，成为“科学教”。相反，“反科学”有时不但不是拿迷信与科学唱对台戏，恰恰是要破除迷信。为理解这点，必须了解两个常识，其一，什么是科学？其二，科学于人类意义何在？
关于什么是科学，卡尔·波普尔曾有精彩论述。你每天多看见几只白天鹅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因为只要出现一只黑天鹅，这个命题就不再成立。这只黑天鹅可能你今天没看见，也可能你一生都看不见，但是你并不能有效证明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存在。因此，科学赋予人的，只是知识，而不是真理。换句话说，人类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而非通过真理获得解放。当你多发现一只白天鹅时，只说明你离真理可能近了一步，而不代表“天鹅是白色的”判断正确。波普尔因此提出了相对于证实的“证伪”理论。
世界科学史同样证明，正因为科学可以证伪、可以反对，科学进步才成为可能。如果科学不能被反对，甚至以“绝对的是”横行于其他领域，科学便不再是科学，而是宗教迷信。这种迷信很多。人类今日骄傲无比，其实不过是从布鲁诺的火刑场上抢得了一点可怜的知识而已。
近几百年来，人类妄言可以不敬畏自然，是因为有科学撑腰。相信只要有了科学，有了发明创造，人类已经遇到的和将要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圆满解决。然而人类并没有因此获得应得的幸福。二十世纪，科学主义的自负与启蒙预言的狂妄既一脉相承，又水涨船高，终于使“解剖猴子”的科学精神冲出实验室，演变成一幕幕“拿人做实验”的乌托邦运动，而“科学制造枪炮、预言提供战场”正是一切悲剧之源。痛定思痛，都是因为自负而致命。
所以，我们理解科学不过是知识的累积，是工具。它像“药”(Pharmakon)一样有好有坏、无好无坏，并没有绝对的价值。为了让科学对人类有益，所以人们才主张“科学以人为本”。如果某些科学科技给人带来不安与不幸，那么人类就有理由怀疑它，甚至限制或禁止它的研究与发展。如果一味迷信科学，就是人为科学所绑架、人为工具所奴役、人为枪炮所消费。笔者以为，正因为人类对自然胸怀敬畏，心存谦卑，科学才能脚踏实地。这种敬畏与其说是面向自然，弗如说是内省自身，警惕科学包治百病的虚荣以及汤因比批判的人类主宰生物圈后的无限贪婪带来的恶果。归根到底，人类对科学的自负是对自己的自负。
如“上帝造石头”的悖论所论证，即使上帝能造出一块自己举不起的石头，也只能再次证明上帝并非万能。同样，如果科学万能，却保护不了生物圈，何尝不是天大笑话？如果不想看这个笑话，我们就该让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从对抗走向和解，让科学为人服务，而不是拿人与生物圈为科学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既不懒死在炕上，也不累死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