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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诗意地阐述过“古今之成大学问者”的三重境界。德国哲学家尼采亦将人生分为三个时期：合群时期、沙漠时期、创造时期。然而他们都没孔子说得经典，无论做人做学问，这最高的境界曰其“和而不同”。 ――题记
在夜晚来临的时候我独爱读史书。然而史书读得多了，便常常觉得中国的文化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也只有在这种文化环境当中，才孕育出如此不可胜数的这类英雄，焕发出他们独居一格的色彩。
这类人中我首推王安石。
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猪狗之食，不梳不洗，这种浅层的不同谁都可以做到。但是他的“大不同”在历史上能与之媲美的人屈指可数。他不满当时的政法，提出推行新法，朝中仅有两人支持，两人毕竟算是安慰的了。但是连老臣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都纷纷背离，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创伤？可是他从未放弃他的不同，印象里他潇洒放言“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更清楚得记得他的自勉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这是何等的境界？他的最高“非同境界”历史上定是惟他独尊：晚年的时候迫于多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归隐山林。这本是他可拿来修身养性的时刻，要是其他人必定做了陶渊明这样的隐者。可他不愿，他不愿与这些隐者相同，甚至觉得这是种耻辱。他只想民，心系民生，仍然抱着做回救世主的夙愿。“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阳碾作尘。”每次我读起它，便有着无法言语的敬佩与赞许。
王安石为的是与苍生相和。《免税法》、《水利法》泽被后世，功在千秋。特别是《水利法》在推行后的短短几年内，全国就兴修水利工程几万处，灌溉田地数万亩――好一幅春和景明图。
和而不同，这人生的最高境界，被王安石诠释得尽善尽美。
又想起谭嗣同。谭嗣同不愿与梁启超等人相同，他不愿与他们外逃避难。“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由来一声笑，倚剑血封喉。”一八九八的深秋，寒风飒飒，黄叶飘零。京华大地，一片荒凉。菜市口刑场，谭嗣同向闪着寒光的屠刀，对苍天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雄倒下的时候，四海响起悲歌。谭嗣同依然固执喊道：“凡变法，无不经流血而成。今变法不成，皆因为此。流血，请自嗣同始。”康有为走了，梁启超走了，他们劝谭嗣同来日方长。嗣同与曾志同的朋友不和，他决意死国：“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谭嗣同愿做的是与国家的命运相和，凡是其他种种，决不相和。这样的理想，这样的舍生取义，九死也无憾了。
新中国也不乏这类英杰。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谈到他最佩服的北大人马寅初。马寅初因“新人口论”遭围横遭排斥，那个时候大字报都帖满了他的办公室。但他不愿屈服于强大的压力，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自辩：“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死才会罢休，决不向任何人投降！”马寅初向毛泽东也不愿妥协，要知道那时候“毛泽东就是太阳”，做出这样的举动需要何等勇气不言都知。马寅初只愿意与真理相和，违背真理绝对不可相同。
和而不同更渗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正是各种不同文化思潮不断交流、不断互相吸取、融合的过程。先秦百家争鸣，各家互相争鸣，互相吸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情况更深刻地地反映了这一点。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同时，儒学也在吸取佛、道两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新的阶段，产生了宋代的道学。经过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互补共存，和而不同，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总体体系的格局。
晏婴曾举君臣关系，说明和与同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他说，唯唯诺诺，不说不同意见，君以为可臣亦曰可，君以为否臣亦曰否，这是同。“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向国君提出不同意见，纠正其错误，弥补其不足，以达到正确的结论，这是和。他认为应该采取和的态度，而不可采同的态度。这就是和而不同。
今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我们都面临着多种文化互相激荡的局面，多种文化的碰撞会有什么结果？有人提出了文化冲突论，预言文化差异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面对这一切，重温中国古代关于和而不同的思想，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就有重要的意义。记得江泽民在访问美国布什图书馆时的讲话中也讲到和而不同，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