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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融合虽离不开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但绝不意味着文化是经济、政治的附属品。
经济强调顺应生产力，政治体制的存废也在于能否适应经济发展的水平。说到底，是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二者。于是从氏族公社到帝国奴隶制，从封建专制到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轨迹便多了一份可预见性。文化的发展则不同，如果说经济、政治(或者说硬体)的发展趋向于阶段性，其发展可由新劳动工具的发明为界来划分阶段，那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便多为连续性，它是从历史到当今人类精神活动与生活形式的总和。
其发展的雏形与成体彼此联动，相互渗透，最终无谓先后地融形于人类日常生活中。虽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生活的满足是文化生活丰富的前提，但文化作为同地区人类繁衍生活的共同属性以及区别于外族的标志有其自然发展的轨道，硬体的变化并不会必然导致文化的相应改变。打个比方，文化如同以经济为渠、政治为道的河流，乍一看似乎被规定了流向，但流淌着的始终是水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
文化正是河道中不分良莠的水，径自流淌。因此，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些在旧社会中因生产力不足而产生的观念，却在如今经济发达政治文明的时代仍左右人的思维，文化所具有的惯性便得以窥见。
因此，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以及随之而来的融合，而不能简单依附于经济政治的改变。
文化靠此来完成自身的新城代谢。只有通过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比较，腐朽元素的剔除，新鲜元素的加入，文化才得以踩着坚实的契机展翅翱翔。没有融合的文化是死文化，其存在犹如一潭与外界没有接触的池水，开始时清澈见底，时间一长却无法避免地散发出恶臭。没有以融合为载体的新陈代谢，哪来朱熹所谓“为有源头活水来”？一个区域的文化死了，这个区域便陷于精神上的闭塞与排他，一个民族的文化死了，这个民族便失去发展的活力，成为一个死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悠悠中华，汉唐之兴荣始于斯如此，明清之腐朽始于斯。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文化岂能不融合？
文化融合的前提必须是不同文化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交流角力。文化的主观和相对性决定了没有共同的标准来衡量其优劣高低。前人摈弃的，可能是今人奉行的；东方人崇尚的，未必是西方人赞许的。一切评价都随着时间、地点、以及更重要的，人的因素在发生改变。因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之流能否合，关键在于并流后的水质是否于人可口、于农适于灌溉，掌握选择权的终究是取一瓢饮的当地人。
如是，文化的碰撞加上人的主观选择，便是文化的融合。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融合也可能出现失误的选择，但这是任何事物发展都需要自我纠偏的过程。以此作为借口来试图人为改造文化发展的走向是荒谬的。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有些国家怀有险恶用心，企图利用文化的影响达成政治上的目的，妄想将平等的文化融合畸化为文化的吞噬和侵略。此等想法实在可怕，君子贵和而不同，只有文化共存，发展才会成为可能，生活才有无限选择。提出文化吞噬的元凶，莫非想成为《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将全人类囚禁于思想与文化的铁笼？
当今社会文化融合了另一问题是过分便捷的交流渠道所造成的亢奋。诚然，文化的融合需要快捷渠道。唐代的胡坊，宋时的榷场，都是经济繁荣之所，不同的民族，来自各地的人在这里交汇，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也为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渠道。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日亦加快，信息通过无线电波、光缆等渠道得以飞速传播，不同地方的人与人的交流也更为频繁，文化的交流显得过于亢奋。在这种状态下，数以亿计的思想在眼前闪过、耳边掠过。新兴的生活方式或是新奇的网络语言顷刻间就能被人所接受运用。
但正如前人所预见的：在未来，人人都可以出名，但都只能维持一星期。细想，这些流行词语到最后留存下来的又有哪些呢？文化的融合是细水长流的过程，它需要时间的沉淀自我的纠偏，最后才能成为人们之间无意识的共同属性。文化的“富氧化”极端泛滥映射的是思维极度的匮乏，它意味着人们逐渐失去选择取舍的能力，沦为精神上随风摆的苇草，这显然不是帕斯卡尔以苇草作比的初衷。
与此同时，文化“同质化”也为原本色彩斑斓的文化花园蒙上沙土，见不了本真。过于浮躁的文化交流阻止了其走进生活深处，从而失去根本，服从于经济利益的挑选。因此，到各处旅游的人们往往发现，那些打着特色老街名号的景点所叫卖的都大同小异。
以上种种是全球化带来快捷的交流途径的同时引出的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也是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政治开明，鼓励文化融合的当今，向国人提倡平稳、淡定的处事风格、强调慢生活的必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