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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差，也没有绝对的对立。
故事由古老的历史展开。肃清运动的开始，就注定了光照派和天主教会这对宿敌。一六六八年，天主教会将光照派的几位科学家打上烙印，然后杀死他们，把他们的尸首扔在了罗马的公共场所。由此，一个伟大的“复仇行动”展开了。教皇被人害死的那一刻，这个行动正式开始实施，黑暗正渐渐笼罩着这个世界。
“复仇者”从“欧核中心”的科研工作者的手中夺来破坏力相当于原子弹的“反物质”，将其放在自己神圣的“教堂”——梵蒂冈城地下某处。等到“反物质”储存器的电源耗尽，也就是那寂静的、恐怖的一刻——午夜时分，“反物质”就会爆炸。“复仇计划”当然没有如此简单。“复仇者”将身为候选人的四位红衣主教绑架（应该可以说是绑架），并在他们身上打上复仇的标志——光照派的烙印。每一个小时，将有一位主教在“光明之路”上的四座教堂中，也就是在科学祭坛中被杀死，分别以土、气、火、水四种复仇方式。
这是一场科学与宗教的对抗，一场人性与神性的对抗。但是，这场对抗性的灾难本不必发生。世间上何来绝对的对立呢？科学与宗教虽然所坚持的并不相同，但是他们也并不是完全地对立的。宗教虔诚的信仰需要理智的科学来指引，而科学伟大之处，也需要宗教来相衬才完美。科学与宗教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并非没有，伽利略就是一个完美的证明。他敢于质疑、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对现代科学有不浅的影响；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比萨斜塔完成了“两个铁球同时下落”的著名实验，纠正了长达1900多年的错误结论；他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更好地证明了日心说，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相信上帝，相信《圣经》，他是一个基督教徒。由此观之，科学与宗教并不是两个相抗体，在某些方面，两者在观点上的不同已无芥蒂。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一书中有一句标志性的话；“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就连人世间最美妙的东西——生，与最恐怖的东西——死，都没有完全处于对立的水平线，那又有何是完全对立的呢？
春与冬并非完全对立的。冬天的寒冷衬托了春天的温暖，因为有了冬日里一片沉寂的景象，春日里那般平凡的虫鸣、鸟啼、犬吠才显得如此可爱。世间上若只有春天，亦或是只有冬天，岂不显得十分单调？
好与坏并非完全对立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寄居体。正如好孩子不一定毫无缺点，而坏孩子也不一定满是缺点。如果面对打破花瓶子类的小事好孩子不敢承认，而坏孩子却勇敢地走向老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好孩子还是完美的白天鹅，坏孩子还是卑微的丑小鸭吗？
或许我们眼中的那些“完全对立”的事物在无言中正相互服务着，缺一不可。一个喜欢绿色的人，如果除去彩虹中与绿色相对立的六种颜色，让绚烂的彩虹只剩下绿色，那么彩虹也就失去了原本赋名的“七彩”，失去了专属于他的精彩，剩下的只是一片单调与荒寂，逐渐令人厌烦。
为了纠正完全消除对立的错误，主人公罗伯特·兰登以及娇艳美丽的维多利亚·维特勒，踏上了他们的惊险的旅程。正如红衣主教中的选举官所说的，罗伯特·兰登是上帝派来拯救天主教的人。他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勇气，自己不懈的努力，解救了这场危机，让走向错误的教皇内侍觉醒。这场有教皇内侍策划的“复仇计划”，最终让他自己终结了——他将“反物质”载到一片漆黑的天空之中，让它在天空之中绽放。顿时的银白色的光，如此的美丽。
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对立，那么在生活中也就不应该有歧视，不应该有矛盾与纷争。政治课本中有一句让我铭记的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切生命正因为有优点与缺点，才显得如此完整；一切理论正因为有优势与不足，才是如此让人好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活中的“对立面”，持强凌弱又从何而来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治上的“对立面”，或许也就可以避免一战的发生，避免人类的灾难、世界的灾难——二战的爆发。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一些“对立面”不必发生对抗，在某一时刻，也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对立面并不是绝对存在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对立，只要一些另外角度的理解，或许就可以化成午夜时分天空上闪现的银白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