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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从《伪满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长篇小说创作始终实践着“用小人物说大历史”这一创作理念。因此说迟子建也是“小人物”她一点都不烦感，但说她是小女子，她未必愿意，尽管她的作品中无处不体现着女性的温婉与细腻。
迟子建曾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近来又摘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无疑，她这个“小人物”已向大作家的行列迈进。
《额尔古纳河右岸》刚刚出版时，我和她有一次对话。从《伪满洲国》这部作品曾入围上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却败北，从那部作品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每一部作品都浸透着迟子建对历史的思考，当然这种对历史的思考不是孤立和割裂的，它与现实还是有着很大的关联。迟子建总觉得仅仅凭吊历史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能把历史做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在她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所以在这两部作品中，出现在舞台上的大都是我们熟知的带着人间烟火气息的可感可触的小人物，他们的举手投足间，无不折射着大的时代的影子。这是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不同的是，《伪满洲国》大约有七十万字的篇幅，写的是十四年的历史，以战争中的人性为切入点，演绎的是那段沧陷期岁月中的故事。在《伪满洲国》中，迟子建搭建了多座舞台，比如奉天的当铺、新京的杂货铺、哈尔滨的餐馆等等。而《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只有二十多万字的篇幅，但在里面讲述的却是鄂温克的一个部落近一百年的历史，而且舞台只有一座，那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写作的难度也就更大一些。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题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是关系到人类文化学的问题。迟子建在追逐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落、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现状时用了“悲凉”二字形容她目睹这支部落的生存现状时的心情。迟子建认为，无论是发达的第一世界还是不太发达的第三世界，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其态度是惊人相似的。好像不这样的话，就是不进步、不文明的表现，这种共性的心理定势和思维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为了心目中理想的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现代人就像一个执拗的园丁，要把所有的树都修剪成一个模式，其结果是，一些树因过度的修剪而枯萎和死亡。其实真正的文明是没有新旧之别的，不能说我们加快了物质生活的进程，文明也跟着日新月异了。诚然，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但我们在付诸行动的时候，一定不要采取连根拔起、生拉硬拽的方式。我们不要以“大众”力量，把某一类人给“边缘化”，并且做出要挽救人于危崖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摆布他们的过程。如果一支部落消失了，我希望它完全是自然的因素，而不是人为的因素。大自然是美好的，也是残忍的。
我想到《自然与权利》一书中引用的一位印第安酋长的那句名言一样：“我们赖以为生的肉食动物都用四条腿奔跑，而追赶四条腿的我们却只有两条腿。”我相信有了这样感慨的他们，一定会在这美好与残忍中自己找到生存的出路。我和迟子建一起向往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
我读过迟子建的很多中短篇小说，“对温情生活的辛酸表达”是她的风格。她常常是从一个小的方面入手，从乡村中的寻常百姓身上寻找美好的感情，而且把自己也融入其中。而《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从大的方面入手，艺术风格与以往的创作有所不同。我似乎觉得这小女子在有意识追求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迟子建对我说，我不会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因为“深刻”是求不来的，只能是自然而然呈现。《额尔古纳河右岸》其实是我的中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延伸，不同的是，写作这部长篇时激情更为饱满，大约触动了我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其实写它是有难度的，首先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鄂温克老女人，其次，我要在一天中把近百年的故事讲完。好在我熟悉那片山林，也了解鄂温克与鄂伦春的生活习性，写起来没有吃力的感觉。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问题。当然，其中浸润着我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依恋之情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如果说它与我的中短篇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它在气象上更为苍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