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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写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是由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担任了《载人航天》影片的编导，前往中国航天训练基地作了半个月的采访，并与“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有了许多交往，所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秘史的目击者。《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一书，披露了中国小狗在一九六五年上天的二十多幅珍贵照片，首次发表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国选拔十九名宇航员的多幅照片，刊载了一九七九年中国训练宇航员的诸多历史性照片。这数以百计的老照片，勾画了中国载人航天漫长、曲折、艰难的历史。正因为这样，这本书理所当然具有“轰动效应”。
我着手写这本书，是在此前两个月。写作的起因，当然是“神舟号”飞船一次又一次飞向太空，中国人千年“飞天梦”即将变为现实。内中的直接的原因，却是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的来访。他们向我再三追问影片《载人航天》的下落，很希望在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上天之际，能够公映这部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影片。我被他们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载人航天》是我离开电影制片厂所编导的最后一部影片。我也一直为这部影片没有得以公映而抱憾多年。《载人航天》的底片保存在上海电影技术厂。我请“老搭档”——当年《载人航天》的摄影师张崇基向上海电影技术厂查问底片的下落，我也多次致电该厂，他们明确答复，在底片记录本上，已经查不到《载人航天》（原名《空间科学》）。按照上海电影技术厂的规定，一部电影如果在十年之内没有套底出片，他们就会把全部底片销毁，不然底片仓库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底片。上海电影技术厂的答复，使我深感痛心。《载人航天》的底片被销毁，意味着当年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意味着一部记录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珍贵影片被无情地抹掉！
在万般无奈之际，我忽然记起，当年在剪辑《载人航天》影片的时候，我留下了许多剪余的正片。那是按照电影厂的工作习惯，每个电影镜头的头尾都要剪去一部分。这些剪下的碎片，通常作为废片烧掉。我却喜欢收藏这些剪下来的画面，觉得毁于一炬太可惜。这样，我在家中找到了二十四年前收藏的《载人航天》的许多正片。由于我在收藏正片的盒子里放了干燥剂，所以所有正片都保存良好，经历了那么多个江南黄梅天而无一霉点。
面对如此丰富的历史画面，我决心编选一本以图片为主、讲述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图书，以“焦点新闻，独家报道”为特色。于是，就有了这本《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就在这时候，上海卫视更名为东方卫视，落地全国各地（包括港澳）以及日本、澳洲、美国，雄心勃勃要成为中国电视新亮点。他们聘请了中央电视台名牌主持人方宏进担任总策划。方宏进来到上海，推出的第一档节目就是“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东方卫视邀请我加盟这一节目，担任嘉宾。方宏进悄然南下，他在上海屏幕的第一次亮相，本来就引人注目，所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一推出，就成为媒体的关注点。
新闻最讲究时效。十月十日，东方卫视要我在中午就赶到那里“待命”，因为他们只知道新华社的新闻在下午发布，但是不知道几点钟发布。为了能够跟上新闻的节拍，东方卫视在附近宾馆开了房间，要我在那里休息、静候，以便一旦得知发布时间，在“第一时间”内赶到演播室。
终于得知新华社公告在下午六时发布。我在下午五时半应邀进入演播室。方宏进刚刚理发，西装革履，跟昨天那随意的样子全然不同。将近六时之际，我们盯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果真，一到六时，播音员就播出新华社的公告。六时三分，新华社公告全文的打印稿就送到方宏进手中。
新华社公告发表才过了半小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就开始直播，第一次就直播了一小时。这么快的反应，当时是全国其他电视台所没有的。我在节目中选播了《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中的部分老照片，引起观众莫大的兴趣。观众普遍反应：“哦，原本我们国家这么早就着手训练宇航员！”
东方卫视节目播出之后，上海电视台闻讯，派人赶到我家，又做了一档关于《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的节目。十月十二日出版的上海《新民周刊》以六页篇幅选载《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香港的《亚洲周刊》也以大篇幅转载此书并发表报道《叶永烈新书目击中国航天历程》。《深圳商报》以整版篇幅介绍这本新书。山东《齐鲁周刊》派记者专程前来采访。
十月十五日是“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日子。一大早，东方卫视来电，要我立即赶去。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上午九时发射，东方卫视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特别节目”也就同时开始直播。这次特别节目进行了一小时十分才结束。中午，上海教育电视台来车，接我去作“世纪讲坛”讲座。我来到那里，先是接受该台新闻部记者的采访，介绍《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的写作经过。
这一采访在当晚就播出了。结束采访之后，我来到演播大厅，数百名观众已经在那里坐等。我的讲座的题目便是《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演讲时，三台摄像机进行拍摄。我的讲座被制成一小时的节目，在十七日晚由上海教育电视台播出。
讲座在下午五时结束，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马上前往东方卫视，因为晚上六时半开始又要做直播节目。这时正值交通高峰。司机抄近路，使我在五时五十分到达东方卫视。我一踏进七楼的演播室，灯光通亮，方宏进已经端坐在那里。
做完直播，回到家中已经是十时多了。刚进家门，新华社记者刘江、中国新闻社记者应妮从北京打来电话采访，询问这批老照片是怎样变成一本纪实书的。采访结束时，已经是夜十一时。这时，又响起中央电视台记者的电话，约定十八日到我家采访。
十六日，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胜利返回。这天上午，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责任编辑蓝敏玉小姐来电，与我商量安排《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的新闻发布会以及在上海、北京等地举行签名售书仪式。傍晚，《青年报》记者郭颖赶到我家采访。子夜，郭颖给我来电，告知把报道用“E－mail”发来。我当即改毕，用“E－mail”发回给郭颖。她这种敬业精神使我深为感动。东方卫视的编导们，在这些日子里，为了做好直播节目，也天天工作到凌晨二时。
十七日，《文汇报》以大半版发表我关于“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散文《梦圆飞天》。中国新闻社当即转发了此文，并加了编者按语，热情加以推荐。我当即把《文汇报》寄给钱学森。《青年报》则在头版发表我与宇航员在1979年的大幅合影，还发表郭颖写的整版报道。
在“飞天”的日子，虽然忙碌，我却过得非常充实。这是永远难忘的历史性的日子。作为一个作家，能够与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共呼吸，我感动兴奋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