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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19岁，上了个高四，还是考黄了。娘说：“回来吧，咱供不起了。”我就真个儿回来，回了村儿。老迂来找我，说：“跟我去干吧，管饭。”爹说：“去吧，反正这半年光景给你找不到活儿干，你去吧。”
老迂是咱村小学校长，说是校长，也就他一个人。他好像转过正，但也就那么三四百块钱儿。说实话，跟他去“办教育”，我心里一百个不乐意，县城多好啊，在那儿摆个摊儿卖盒饭都比这强。但一来盛情难却，二来父命难违，去就去吧，只当是过把老师瘾。
去了才知道，这不是人干的事儿。乡里的孩子比电视上城里的“小祖宗”们更难对付，更能折腾人。比如说李小胜，这娃娃看上去跟他爹一样老实巴交，可他上课非得把他们家狗带来。乡下人不怕狗，这狗它也不怕人。你说上个课吧，问下面“知道了吗？”娃娃们不吭声，它倒“汪汪”地回你两声，还头摇尾巴晃，你说气人不气人。老迂也真够风度，微微一笑，说：“你们哪，还不如人家大黄。”然后在一片笑声中继续讲课。
老迂喜欢文学，爱给孩子们念文章。据我在一边观察，老迂从没一口气念过一句完整的话，往往念着念着就被打断。比如他念“大海啊大——”另一个“海”字还没念出来，一个小姑娘羞答答站起来，“三叔，海是什么样儿的呀？”（村儿小，村里人基本上都是亲戚，所以孩子们上课不叫老师，叫“三叔”、“二舅”什么的，听老迂说，按辈分排，这下面还有几个得叫我“侄儿”。）突然被打断，老迂也不烦，慢慢给孩子们讲。老迂爱海，常给孩子们讲海，也常跟我念叨着想去趟海边儿。
我常问孩子们“老迂好吗？”下面有喊“好”的，也有喊“不好”的，我想当这儿的老师真不容易。村里人都不宽裕，上个学，免不了油盐酱醋茶的扯心，老迂要去他们家收钱，孩子们自然觉着老师不好了。我随便逮着一个一问，却得到了“二伯常嫌肚子疼”这样让我半懂不懂的理由。
接下来的日子是水一样的平淡。我陪着孜孜不倦的老迂辛苦地教着这帮娃儿。打先是老迂在前面讲，我在后面学经验，偶尔也带带孩子上活动课；后来我也上上讲台，老迂在后面监督审核；到最后，我也正儿八经地上起了课，老迂一个月发我一百块工资。而那群娃娃，包括那几个刚开始吞吞吐吐叫我“侄子”的，也一律叫我“老师”了。然而我，尽管明白老迂的苦心，也见得着孩子们水汪汪的眼睛，却依然惦记着县城里的小摊儿。
有一回，老迂叫到我，要我去镇上接个人。我去了，是个记者，说是省里下来的，镇长还专门为他配了辆吉普。这人一路上跟我夸了不少，夸老迂，夸我，也夸他自己。村长在村口等着，见记者来了，忙上来握手。老迂在后面跟着，只是笑。一路笑过去，一直笑到了学校，给老记泡茶也在笑——也不知老迂从哪儿摸出的茶叶，捻了些在杯子里——想了会儿，又捻了一些，才恭恭敬敬的端了上来。老迂向记者同志反映了不少情况，先开始笑着讲，再后来哭着讲，最后只是捉住人家的手，拍了又拍。老记当天晚上就走了，没来得及拿老迂煮的鸡蛋。老迂特高兴，也挺遗憾怎么就没把鸡蛋带上。一个星期后，老迂收到了记者给他寄来的照片，乐呵呵地拿给我看。我一看，说：“老迂你怎么瘦了？”的确，照片上老迂比他身后的土房子教室还要苍老和虚弱，而眼前的他，比照片上更加干瘦了。再后来，报纸上登了，但土教舍前的人变成了镇长，文章也是那记者写的，反映某某镇领导关心教育，教员感激涕零。老迂看了，半天没吭出声来。
我也找老迂谈过几回，劝他别干了，跟我一起去县城摆摊儿。他说他放不下这些孩子，反倒还苦苦劝我留下。我说：“孩子们在这儿能学些啥，他们上了小学上初中，就停了，回家种地，你在这儿没命地干，谁在乎？”老迂不说话，红着眼圈看我，看得人心里发毛。
眼看着半年将尽，有一天，老迂突然叫我帮他带一周课，他想去海边儿玩一趟。我欣然答应。他嘱咐了我许多，要我带好孩子们。我笑他怎么跟立遗嘱似的，他笑着给了我一拳，不重。
起初我还挺担心老迂金蝉脱壳一走了之把娃娃们留给我，但不到一周他就回来了，给我讲海的故事，讲他在海边看见一个小男孩捡被潮卷上岸的小鱼儿，把它们一条条丢进海里。
后来我明白孩子们说的肚子疼是指什么了，也知道没去海边成了老迂一生最后的遗憾——他走到半路就回来了。他说他怕自己撑不了那么久，他说他要把孩子们亲手托给我。他说我有文化，人又吃得苦，他信得过。他还道歉说那个海的故事是编的，的确，那是一个美丽而又真实的谎言。
老迂像海一样不留余地不容置疑地把我卷上了沙滩，留给我一地活蹦乱跳的小鱼儿。而他，则躲在冥冥之中注视着我。那么我，或许就成了一种生命的延续？
再后来，我上完课常蹲在教室门槛上看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到坪上玩闹，像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儿。我喊一声“上课——”，他们又一窝蜂地游回来，周围都是鱼，像在海里。这些鱼儿快乐着也在乎着，的确，小鱼在乎，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