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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去那里相互问好。”历史家如此评论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2000年，人们以超乎寻常的热情谈论着罗大佑和崔健，大概也是一代人——成长于80年代的那一代人的一种相互问好，一种集体怀旧。在经历了恋爱、失恋、结婚、离婚之后，青春渐逝的人们想回味一下初恋，在发财升官之后，人们突然想怀念一把理想了。向上个世纪的80年代回望，我们毕竟已经走出很远了。
罗大佑与崔健在音乐上的差异甚大，除了崔健在“前摇滚时期”翻唱过《是否》外，我找不到多少非要把他们牵到一块进行比较的理由。惟一可以类比的是，罗大估和崔健都是一代人的某种精神图腾，都是在压抑、封闭的历史环境——可以称之为“启蒙时代”下青年一代的代言人。他们的身上都有“红与黑”的烙印——罗大佑的黑衣墨镜和崔健的一块红市。所不同的是，罗大佑更多使用稍内敛蕴藉的民谣语汇，而“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现实成全了崔健的摇滚。 罗大佑的创造显得有章可循——保罗·西蒙（更多在音乐上影响）、鲍勃·迪伦（更多在歌词、思想上影响）的民谣传统和中国文人传统，而崔健有点像没有来头的草莽英雄，罗大佑会给徐志摩、余光中、郑愁予的诗谱曲，崔健则无此斯文，他的锋芒在于用现实说话一一在我看来，他是那个“启蒙时代”最为有血有肉的一位艺术家，其可贵就在于他没有把所谓艺术当回事，而是用本能、用肉体去创造，在崔健开创“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时候，知识分子还在掘地三尺的“文化热”中发高烧说梦话，而诗人则抱着《易经》和僵尸在挥汗如雨地写史诗。如果你要嫌罗大佑不够摇滚，那别忘了还有一个绝对的政治朋克李敖。 作为天生的旋律高手，罗大佑几乎没有踏出过抒情一步，在移居香港后，他一度试图以《皇后大道东》式的政治小调来追随两岸三地的大时代节奏，但罗大佑的政治波普在音乐上实在乏善可陈。崔健的鲜明之处则在于他以《解决》为标志，从旋律性投身于节奏王国，以远离卡拉OK为代价探索音乐的更多可能性。而中国歌迷（包括伊沙这样的）的音乐标准，其实就是卡拉OK标准，所以，当他们从1994年崔健发表《红旗下的蛋》开始就不停叫嚷“崔健老了”，而如今又对从1994年推出《恋曲2000》以来就没发表新作的罗大佑如此望穿秋水。
当这竟然成为传媒如此热中的话题时，我不得不说：大家老得更快，除了怀旧似乎别无他求。 尽管我对罗大估和崔健都心怀敬意，但对有关他们话题的泛滥仍感到厌倦。中国的摇滚歌迷会抱着早已沦为三流的唐朝黑豹唱上十年然后再唱上十年活到老唱到老，左抱“花房姑娘”右搂“姐姐”在抒情的蜜缸里把身子泡软泡烂。善于抒情和善于“文化苦旅”，是两大必杀技，对文人来说如此，对摇滚来说似乎也是如此，所以一听《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就觉着至高无上；所以一说到崔健的成就就说他结合中西。——但这种说法听起来甚有文化高度，其实所谓中西结合，无非是音色、音乐使然，干文化鸟事。令《一无所有》痴、《花房姑娘》狂痛心疾首的《红旗下的蛋》专辑，其开篇恰恰是崔健最具新意的《飞了》，当崔健在疯魔纠缠的烧焦气味中喊出一句“人肉的味儿”，你难道不觉着他揪住了现实的命根？崔健后来的《无能的力量》的确不太成功，但如果连1994年之后的崔健都不能接受，中国摇滚就可以洗洗睡了。
当罗大佑唱出《告别的年代》、崔健唱出《时代的晚上》时，作为时代代言人的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感伤谢幕。但在巨大的“图腾”压力下，他们在音乐上要继续前进却又困难重重、慎之又慎，罗大佑退隐多年，音乐有无新想法不得而知，崔健求新之志不减，但他们都难免中庸，“偶像崇拜”和“代言人”的身份不免束缚了他们的继续前进。鲍勃·迪伦当年曾说：“我不是什么代言人，我只是月光下裸体跳舞的流浪汉。”当我们煞有介事地以近似烧香拜佛、盖棺论定的口吻谈论罗崔二人时，对他们来说却是悲哀的。罗大佑早已换下黑衣脱下墨镜，崔健也不再着绿军装扎红布，“红与黑”的时代过去，甚至政治波普的时代也过去了，一整片理想主义的大陆似乎已变成亿万块欲望的碎片，至少崔健仍在用音乐的力量直面这一过程。
假如崔健渐渐不再是歌坛的中心，这反而印证了崔健的历史功绩——当年的奋斗是为了迎接一个多元时代的到来，而不是去建立文化等级甚至树一个文化教父（现在人们喜欢把崔健称为教父，也许教父级人马还有张艺谋、余秋雨甚至王朔什么的）。我们需要的是各行其是的创造，而不是整天围着那么几个大佬转。罗大佑后期有一首卡拉OK平庸之作叫《如今才是惟一》，但如今他们早已不是“惟一”，只是“之一”。从“惟一”到“之一”，这是时代的进步。不能再以一元的心态来漠视多元，还没走出文化封闭，就想当垄断资产阶级。
崔健的个性解放，罗大佑的家国之梦，他们的政治热情和社会批判力量、连同他们至情至性的青春之歌，都是我们永恒的集体记忆，但怀旧是为了前进，最好的纪念是告别。在我们抱怨崔健或者罗大佑“老了”的时候，最好先问问自己，我是否已然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