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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不幸，乃是中国文坛的大幸，在坎坷的仕途上，他们被贬至偏远的 荒凉之地。却在文化的荒地上，开拓了一方天地，开辟了一条——文化苦旅
——题记
贬官文化，看到这个题目，心头不禁沉重了些，一方面是因为其厚实的文化背景令我不堪负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文化背后的坎坷令我倍感压抑。
不妨先引用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话:
“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 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器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
这便是贬官文化了，包含着文人骚客多少的辛酸无奈，有政治抱负却无以施展，怀一腔热血却惨遭冷遇。于是，宏伟的志向沦为了无的之矢;赤胆忠心化做空怀一身惆怅，这样的境遇，文人们各自有各自的释怀：
洒脱者之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无畏者之如子厚：“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大义者之如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气者之如东坡：“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他们的不幸造就了文坛的大幸;他们的坎坷，成就了文坛的辉煌。
十年寒窗的书生，一身正气。哪里懂得官场险恶，明争暗斗?于是乎，与社会交手不足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
也许是文人骨子里那点墨水没了施展的地方，于是寄情与山水，抒愁于笔墨似乎成了他们最好的方式。不知道着算不算是死要面子，文人们总喜欢把官场不得志美化成“不屑于与朝廷为伍”，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乍一听是多么的洒脱，多么的超然物外。可是回想起当年“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 豪言壮语，不免令我们挂起一丝苦笑，再听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不禁感叹到：这真的是洒脱么?这不过是壮志难酬后给自我的一点安慰罢了。诚然，在历史上李白没有被贬，可在我看来他是被贬了他是被“自己贬了”他在别人没有对他不利前淡出了这争权夺利的混世，然而余秋雨先生说得好：“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里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华人文结构中的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确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好一个自卫和自慰，在我看来，中国的文人和文官应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文官懂得在混沌的官场中权衡利弊，像魏征，房玄龄之类的上书房行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官，而杜甫，白居易之类，或过于激进，缺乏官场经验;或年轻气盛，欠缺政治手腕。于是历史上便留下了“乌台诗案”“僭越言事”，在西湖边留下了长长的苏堤和白堤，他们终究不是政客的对手，被贬了官职，只好凭着文人的天性，发点牢骚。
可就是这点“牢骚”，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正因为一次次的贬官，中华文坛上才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吟风弄月。才有了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怀古伤今，以抒其愤。
尽管文人内心中的那点小九九暴露了“贬官文化”中“浓重的霉味”，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现实所迫亦是造就“贬官文化”的重要原因。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央集权把一个个文弱书生搞的狼狈不堪。更有甚者焚书坑儒，文字狱，令文人闻之色变，言谨行慎。历代君王也许也有几个造就太平盛世的，可是加固皇权的步伐 却从未停止过。秦始皇一统天下，开灵渠，修长城，统一度量衡。可是有谁看到长城下的白骨?汉唐盛世时，又有谁预见了安史之乱的烽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最后受苦的往往是百姓：朝代兴，兴建设施苦的总是人民;朝代衰，焚河屠城害得还是人民。可人民往往是最无辜的。
也许是文人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愤然拿起了笔墨，欲以此激浊扬清。然而文人们终究是太嫩了，往往沦为政治，军事，阴谋，圈套，争取夺利的牺牲品。如果把官场比喻成一个僵硬的机器的话，在这台惨无人性的机器里，充斥着狡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而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碾成粉末。尽管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含沙射影绵里藏针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往往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摧残的都是意志。
于是，社会现实的残酷和文人内心的无奈，便构成了这独特的“贬官文化”
这条文化之旅，虽然走得艰难，却也前赴后继地曲曲折折走了五千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贬官文化的大写意，莫过于此。